近代以来，汉字竟然成了日本的麻烦！成为日本人急于摘除的一个“大毒物”[1]，急于更换的一件“旧衣装”[2]！
毋庸置疑，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日本创造出了假名文字，但在日本先民看来，假名只是临时使用的文字，汉字才是“真名”，是权威。近代以前，无论是日本人的语言意识，还是其语言实践，都充分反映出汉字在日本具有崇高地位。
然而，伴随着西方他者闯入东亚，日本汉字的荣耀急转直下，其命运亦一度濒临危境。在“冲击—应对”的近代东亚历史大变局中，原本在近代以前不容置疑的日本汉字是存是废，竟然开始变成一个问题，而且成为日本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间各方政治和文化势力不断争论和持久博弈的重大语言问题。
毋庸置疑，汉字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日本创造出了假名文字，但在日本先民看来，假名只是临时使用的文字，汉字才是“真名”，是权威。近代以前，无论是日本人的语言意识，还是其语言实践，都充分反映出汉字在日本具有崇高地位。
然而，伴随着西方他者闯入东亚，日本汉字的荣耀急转直下，其命运亦一度濒临危境。在“冲击—应对”的近代东亚历史大变局中，原本在近代以前不容置疑的日本汉字是存是废，竟然开始变成一个问题，而且成为日本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间各方政治和文化势力不断争论和持久博弈的重大语言问题。
本书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近代以来，围绕日本汉字问题，工具派和文化派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二者之间上演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对抗拉锯战，使得日本汉字问题与汉字政策呈现出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演变轨迹。在明治、大正和二战之后初期，工具派咄咄逼人，占据了舆论上风；昭和前期和1960年代以后，文化派逐渐掌握舆论导向，从防守转为反击。在双方长达百年以上的历史博弈中，工具派始终坚持文字仅为语言表达工具的语言观，不断从时代思潮中，挖掘诸如“文明”“竞争”“进步”“效率”“封建性”“民主化”等支撑其主张废除汉字的理论依据。与此相反，文化派始终坚持汉字具有文化功能的语言观，跟随时代变化，从东亚的政治、经济关联性，汉字之于日本文化传承、日本国体、民族精神以及日本竭力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响和重要性等方面反复强调其拥护汉字的观点。
第二，作为日本汉字的坚定拥护者，文化派始终维护日本汉字作为国字的正统地位，批判日本政府旨在废除汉字的限制汉字政策，促使其取消或修正限制汉字政策，并使日本政府最终正式表明汉字在日本文字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彻底扭转了明治政府确立的“采用表音文字”之改革方针。正是由于文化派百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抗争，日本汉字才得以保全，非但未被废除，反而走出命运厄境，实现了复兴，焕发出勃勃生命力。
第三，日本汉字政策的形成机制和演变过程表明，语言政策的规划和实施受到工具派、文化派、报社和民众等日本国内多方政治和文化力量的影响，是这些力量不断进行博弈的结果。日本政府在其中并不具有绝对权威的主导作用，总是在某一方力量的推动下制定或修订汉字政策。其中，工具派和文化派是最主要的两股力量，双方的激烈较量使得日本汉字政策的规划和实施一波三折，在限制汉字和放松限制之间来回摇摆。日本报社是大正时代以后开始发挥主导权的另一股力量。大正和二战后初期，正因日本报社积极与政府合作，这两个时期限制汉字的政策才得以顺利出台和实施。不过，报社受严格限制汉字政策引起的表达问题所困扰，随着时代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逐渐推动政府修订相关政策。日本民众是二战之后逐渐崛起的一支新生力量。因为人名用汉字问题，日本民众积极推动政府反思《当用汉字表》，促使其出台并不断修订《人名用汉字别表》，为缓和限制汉字的政策打开了缺口。当代，广大日本民众对汉字的热爱和珍惜成就了日本汉字的复兴，巩固了汉字在日语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四，日本汉字的命运变迁与语言政策的演变轨迹反映出的并非只是语言问题，或日本国内问题。除了日本国内因素外，东西方文明对比和中、西方因素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在发展程度上的显著差距使得日本主流知识体系和国家价值体系转向西方文化。日本汉字问题形成的实质就在于，谋求“西化”的同时“去中国化”，是近代日本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应对策略。中国甲午战争惨败与昭和前期的日本侵华战争，前者间接推动了明治政府正式规划采用表音文字的语言政策，后者为文化派反对限制汉字提供了“理直气壮”的论据，促使日本政府将具有限制目的的1942年6月版《标准汉字表》改定为失去限制意义的1942年12月版《标准汉字表》。二战后初期，美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用汉字表》等汉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而中国推行的汉字简体化和拼音化改革，为日本实施《当用汉字表》提供了一定的合理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日渐强大和中日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提振了日本人使用汉字的信心，对日本汉字的复兴发挥了促进作用。
第五，明治‧大正时期，工具派批判汉字对日本文明进步造成阻碍，且无法适应机械化文字处理技术，影响日本与欧美列强同台竞争。但就在同一时代，日本却借助汉字大量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一跃成为亚洲唯一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二战之后，废墟中的日本很快实现国家复兴，并发展成为经济和文化颇有影响力的世界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经过中日科技工作者的艰苦攻关，汉字不仅成功适应了信息化文字处理技术，而且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力。近代以来，中日汉字所历经的文化苦旅终于在信息化时代得以终结，古老的汉字凤凰涅槃，焕发出旺盛强劲的生命力。无论是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和现当代的文明昌盛，还是汉字成功破解信息化文字处理技术难题，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汉字并非无法适应信息化技术、阻碍国家文明进步的落后性文字，而是蕴藏着极大可能性的语言资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把国家衰弱落后的罪责轻飘飘地推诿给汉字，可谓汉字不可承受之重。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面对大多数国家都在使用字母文字的国际社会，中日两国更应该坚守和珍惜本国传统的汉字文化，对汉字保持充分的自信，不断弘扬和彰显汉字特有的文字魅力和文化价值。
汉字在日本经历的一个半世纪盛衰沉浮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启迪与借鉴意义。总结下来，似可归于以下三点。
其一，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吸引和影响他国的软实力，必须依靠强大的硬实力为支撑，此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日本汉字始于近代的文化苦旅，表面上看是因为日本精英们认为，文字决定了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然而，若深究问题本质，可以发现，近代中、西方文明巨大的发展落差才是导致汉字厄运的历史根源。国力强则文化大放异彩，国力弱则文化黯然失色。汉字之所以在近代东亚丧失昔日的辉煌，正是由于近代中国国力的衰弱。“在评估当前的国际权力时，技术、教育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得更为重要”[3]，其中，“经济实力不仅创造财富，而且还创造声誉和吸引力”[4]。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正得到不断提升，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梦”的逐渐展开与实现，世界上能够读写汉字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汉字文化的魅力将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
其二，语言文字的革新应该建立在尊重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兼顾传统性和现代性，那种视传统为包袱、弃之如敝屣的作法不仅不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而且人为切断了与传统文化的历史纽带与联系。文字革新应该立足于传统文字的基础之上，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稳中有变，对文字进行适当和必要的改革。近代以来，在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东亚各国如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半岛都在书写文字方面出现过强烈的改革冲动。且不论改革动机及迂回曲折之过程，仅从结果来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字改革应该说是最为成功，不仅实现了对汉字的必要改革，同时很好地延续了固有汉字的生命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人轻松阅读历史文献、吸收传统思想文化营养提供了莫大方便。与此相对，越南、朝鲜和韩国彻底废除汉字的文字改革则为其后人阅读古典书籍、理解传统文化平添了一道屏障，人为阻隔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延续性和内在关联性。
其三，着眼于后疫情时代的东亚区域合作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强调和重视汉字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冠疫情虽然加剧了人类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确定性，但也让全球有良知的人们深切认识到建立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东亚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区之一，其稳定、繁荣与和平必然对建设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疫情终将归于平复，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险峻的后疫情时代，东亚各国的往来联系必将更加紧密与深化。汉字作为东亚共同文化媒介，在疫情期间发挥着联结东亚各国人民精神情感和互帮互助精神的重要作用，而东亚各国在疫情期间的出色表现不仅促使人们去思考该地区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的共同点和优势，而且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东西方文化及各自文字的特色和长处。因此，我们更要深入发掘汉字作为语言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文化使命，使其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及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