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焚，本名林美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我们”散文诗群重要发起人之一。

笔者按语

我们常常会听到“道德绑架”这种说法，指的是某人的某种行为，由于其身份、职业、地位、家庭等因素，受到来自社会的谴责甚至谩骂。这种谴责或者谩骂存在一种引发争议的解读，那就是是否源于他者对于此某人的“道德绑架”的问题。所谓的道德绑架与职业道德有所不同，职业道德属于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必须遵循的某种行为要求，或者说必须自觉的伦理属性；而道德绑架则是一种相对模糊的道德要求，不是一种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比人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来得宽容，正因为如此，才有“绑架”之说。或者说，职业道德是他律性的，而道德绑架则是对于自律性的要求。这些问题的发生，起源于人的存在的三元性所致。所谓人的存在的三元性，指的是人在生活中必然需要面对公、私、公共这样三个角色的转换。作为“私”的存在，属于纯粹个人的、个体的生存权、隐私权、自由权等，是他者不可侵犯的领域。与“私”的存在相对立的则是“公”的存在，为此古代中国对于“公”字的释义则出现“背私为公”的理解。人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所皈依的宗教，所拥有的国籍等都是相对意义上“公”的领域。人的存在不能脱离“公”而存在，或者说“公”是“私”在社会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领域，“私”需要通过“公”完成自己的身份定位。而在“公”“私”之间，还存在着人的“公共”存在形态。这是检验一个人的“理性”存在不可或缺的领域，它超越于“私”的封闭性，“公”的半封闭性，是一个完全敞开的世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性存在。与“公”“私”都属于相对的、动态的存在不同，“公共”是一个由于空泛而具有绝对的存在，是完全由“健全理性”支配的、展现人之为人的社会性领域。社会对于人的“道德绑架”，就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大众要求。根据以上关于人的存在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贾浅浅部分诗歌”被网民们消费的现象。之所以说“被消费”，是因为大家只针对贾浅浅的许多作品中让读者引起不快的几首或者片段，而不是全部作品而展开群殴，其实贾浅浅有些诗作写得很不错，是值得肯定的作品。而人们却利用春节假期，嗑瓜子的或参与群殴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向网络空间，让多年来逐渐被这个消费社会边缘化的诗歌，再一次成为春节票房之外消费空间的主打“消费品”，让许多呆在原地度假的人们，减少了些许节庆的寂寞。消费者们对于“贾浅浅部分诗歌”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声音，并且持否定态度的人居多，是因为这里存在着如何看待道德绑架与身份自觉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这个商品化、庸俗化时代娱乐消费的本质所致。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母亲的贾浅浅，把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生活细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被称为“诗”的形式，记录发生在“私”的领域中的日常生活里的琐碎片段，这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他者的普罗大众没有权利加以指责、干涉。发生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个人或者家庭内部的行为，通过某种纯属个人性、私性的形式留下审美、或审丑的文字，传阅于家族内部、在一个封闭性的世界中自我确认或相互取悦，这是完全被允许的、作为“私”的存在所拥有的生存权、隐私权、自由权。比如那两首备受诟病的《郎朗》《我的娘》，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母亲笔记，在自己的丈夫、公婆、父母等亲属之间传阅，或者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再让孩子看看自己小时候的这些生活小片段，这些都是作为母亲贾浅浅的个人自由。另一首《日记独白》中所记录的面对一对青年男女秀恩爱所联想到的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亲密时间，通过独特气味把这个联想用文字描述下来，与自己的丈夫分享，回忆自己两人曾经的过往，以此相互重温爱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母亲或者妻子的存在，都是贾浅浅“私”的世界的属性，其中发生的一切生存、生活细节，都属于个体生命最隐秘的叙事。

与此稍有不同，作为大学教师的贾浅浅，相对于她的家庭，大学是一个“公”的世界，教师属于大学这个“公”的世界的一部分，一切行为都要受到“公”的规则的约束，必须遵从大学的相关规定，教师的职业规定，必须接受来自于教师的职业道德的各种要求。那么，在这个“公”的世界中，她显然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我行我素，素面朝天。她在家庭中可以传阅的那些文字，就不能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在学生中、在课堂上展示。因为“公”的世界里“私”是不能为所欲为的，此时“私”的贾浅浅必须服从于作为教师、即“公”的存在的贾浅浅，她要顾及到学生的感受，学生的意愿以及作为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当然，“公”的世界毕竟还是一个半封闭性的领域，发生在这个领域的行为不是完全向全社会公开，并不是向所有人敞开。也就是说，在这里他者是限定性的、具有“公”的边界存在。教师的对象主要是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只是比在家庭内部世界更大一些的世界，相对于全社会而言，其实也只是一个更大的“私”的领域，只要不违反职业道德、能得到学生的认可，作为教师仍然可以公开一些私密性的信息，或者为了展现自己的个性，在不违反学校规定与职业道德的前提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私”的世界里发生的生活细节，也可以与学生分享，只要学生不反感，作为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某种可被接受的前提下，有时也可以把她的《郎朗》《我的娘》《日记独白》《Z小姐与Z先生》的片段）等，作为自己的诗作朗诵给学生听，或者作为文学院教师，可以打印出来作为课堂讨论资料、或者课余交流的一环让学生们阅读欣赏。为此，作为教师的贾浅浅，虽然此时属于“公”的世界的一种存在，并且这个世界也与在家庭内部有所不同，但仍然拥有公开她的“作品”的可能性存在。

总之，无论是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儿媳的贾浅浅，还是作为大学教师的贾浅浅，她公开自己的那些似乎要追求探索性、前卫性（也许只是自我调侃性）的“作品”，显然都有其可能性与可行性依据，不会遭受来自于网络社会的“道德绑架”的强制。然而，当她把“作品”公开发表或者出版发行，那就不再随其个人意志而必然转变为一种“公共”产品。一旦作为“作品”发表，以一种公共存在而出现时，社会对于她的“道德绑架”问题就自然会产生。对其辩护、肯定或者批评那些来自网络社会的批评声音，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这就混淆了关于私人性与公共性不同的问题。

在探讨社会能不能对于贾浅浅进行“道德绑架”的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确认的是，关于“贾浅浅部分诗歌”被人们“道德绑架”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这就与作为著名作家的女儿以及作为诗人而存在的贾浅浅，究竟应该拥有怎样的身份自觉的问题有关。作为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是在光环笼罩下成长的。根据中国社会的伦理特征，建立在血缘与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人情与人脉比个人的能力更为重要，这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只要在中国社会生存，谁也逃脱不了这一张无形的人际关系网的捕获。虽然这是极其不合理也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但是在中国这却是“合情合理”的，整个社会与个人都只能默认这种结构,人们都带着这种默认走向社会，经营自己的生活，开拓自己的人生。

传闻贾浅浅在 2003 年大学毕业，就顺利进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任教，而此时她的父亲贾平凹正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即使她个人能力再强，被人们怀疑其中的猫腻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人习惯了这种思考，也活在这样的推理之中。更何况在硕士、博士毕业生逐年增多的今天，本科生直接成为大学教师并不容易，除了外语院校或者外语系另当别论。而之后调入西北大学，在攻读博士的同时已经升任为副教授的贾浅浅，其中是否借用了父亲的光环笼罩也是让人怀疑的。也许她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然而大家查到的她的科研成果，却主要是研究父亲的文学和字画的论文，这就让人们怀疑她的学术能力，进而人们扒出她高考成绩 250分，却进入西北大学读本科的陈年记账。当然，其实际成绩多少大家并不知道，这种 250 分的说法也许只是一种调侃，或者是大众愤怒的产物。也就是说，作为名人的子女，她在享受光环笼罩的同时，背负着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关切，人们自然而然会要求她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谨慎与自律。如果是一般人，这样的成长经历往往会被人称赞、甚至被作为一种励志的典范，社会上人们只会相信这样的人是自己能力使然，不会怀疑这样的成长有什么不合理。然而，贾浅浅不一样，她不是一般人，她只能活在父亲的光环笼罩之下，人们看她的眼光脱不下有色眼镜。这些来自于光环的效应即使不是她自己想要的，但她也是无法逃避的，所以说，这是她的命运所赋予的资源、也是她需要背负的巨大负担。那么，作为名人女儿的贾浅浅，除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之外，进一步还选择了诗人的道路，努力作为一名诗人在社会上行走，并且还摘取了所谓“十大诗人”的桂冠作为自己的附加值，兼职担任陕西青年文学家协会副主席，这就更让人浮想联翩了。

本来子女承继父母的遗传基因而选择职业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人的写作能力除了基因之外，还需要后天诸多因素的复合，才能发挥这种写作基因的“遗传”作用。这就需要贾浅浅必须拿出可以让自己实至名归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们的认知，也能给自己锦上添花。也就是说，贾浅浅需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摆脱光环的笼罩，证明自己并非光环笼罩的产物。也因为如此，据说贾平凹曾经劝说女儿不要写诗，尤其是不要发表，觉得这白纸黑字的，万一写不好就会很丢人，再弄不好，还可能会身败名裂。他认为诗可以养人，但不能养家。他想要女儿过平常人的日子。贾平凹对女儿的这种教育，放在一般写作者身上也一样，写诗最不能当饭吃，过平常人的日子才能在现实中安身自足。更何况作为著名作家的女儿，贾浅浅更容易引人注目，社会无形中对她具有更高的能力要求。所以，她才需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

无论作为著名作家的女儿，还是作为诗人而存在，此时的贾浅浅已经不是“私”的存在，也不是“公”的存在，而是一种“公共”的存在。尽管著名作家的父亲属于她的“私”的元素，但这种“私”带有很强的“公共性”，人越是著名，其“公共性”就越强，因为“著名”是建立在“公共性”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的社会性元素。作为公共存在，贾浅浅的所有社会性行为都附带着责任，对于自己与他人，这种责任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女儿，她需要对于自己父亲的名声与地位负责，不可随心所欲，需要符合自己属于名人女儿的行为，维护父亲的声誉，做到“不坑爹”。而作为诗人，她需要真正的实力，发表、出版不让人们诟病、质疑的诗歌作品，在公共世界确立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地位、形象。因为公众对于名人子女的关注度，比一般人来得更高，这就更需要真才实学，更需要对于自己的公共身份的自觉。也就是说，对于贾浅浅的“道德绑架”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源于她作为名人的女儿与作为诗人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所致。既然你属于名人子女，就需要符合社会对于名人的道德要求，理想定位。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大众对于名人的一厢情愿，具有大众的暴力性。而作为诗人，诗歌作品是一种审美文字，其中的审美情趣、艺术创造会无形影响着社会的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那么，公众自然会以自己的审美理想要求诗人应该提供能够让自己产生审美愉悦的作品，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阅读。来自于社会普罗大众的这种要求，虽然有些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把自己的道德、审美要求强加给贾浅浅，但是，作为名人的女儿与被著名的诗人，这种“道德绑架”也是需要的，更是不可避免的。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再来审视“贾浅浅部分诗歌”被群殴的问题。不可否定，连日来出现在网络上对于“贾浅浅部分诗歌”的群殴，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对她的“道德绑架”所致。如上所述，社会上有些“道德绑架”是不合理的，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暴力。然而，对于贾浅浅而言，这种“道德绑架”却有其不可否定的合理性。

作为孩子的母亲甚至大学教师的贾浅浅，她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艺术探索创作她的审美文字，这是她的审美自由。因为在“私”的或者“公”（大私）的领域，她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而存在。但是，作为名人的女儿以及作为诗人的贾浅浅，她的这种自由就必须具备不可缺少的自律性，自觉性，需要有清醒的身份意识。因为此时，她是一个公众人物，身上携带着无法回避的公共性。在社会这个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世界中，她的公开发表、出版的文字所面向的对象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是名人的女儿，又是大学教师，省青年文学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她的文字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贾浅浅的问题就出在她对于自己的身份自觉的缺失，或者是反过来，她正是利用了这种身份使自己的审美文字才能得以推广扩散，试探或者挑战着公共世界的接受底线。她也不能否定，她的诗歌作品的发表、获奖、被研讨、研究等，都与这个身份效应有关。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有太多写得比她好的作者都默默无名，甚至一篇作品的发表都求拜无门，更不用说获奖、引起评论家的注意，成为被一些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等。这些问题贾浅浅不明白？拥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与其认为她不明白，不如说那是她对于这种身份自觉的缺失或者不应有的利用。正是这种缺失或者利用，使她在周围的赞美声中“忘我”了或者“得意”了，本来应该凝重、内敛、低调的她，却走向相反的选择，用一些本来不能在公共世界中露脸的“诗歌”挑战公共世界对其“道德绑架”的承受底线，以可能不属于她的本质的、缺少理性的轻佻傲视着审美大众，从而触发了大众的宽容决堤。也许她可以认为自己的诗歌发表、出版也是一种“私”的行为，公共世界没有权利对她提出自律、自觉的理性或道德要求。然而，她忘了她的作品是通过社会得以传播的，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进入公共社会的公开发表身份，是因为她是著名作家的女儿，同时又是青年文学家协会副主席这个身份的便利所致，这种身份使她的创作发表具有更显著的社会性、或者说操作性。这一点她应该明确也必须明确，俗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公共社会能够让她的作品扩散、行走而获得盛名，也会由于她对于自己特殊身份自觉的缺失而摧毁她的人设，从而让她承受比一般人更为严酷的道德苛责。而如果她的作品确实新颖、先锋、独特并不超越人们最基本的审美属性，那她也同样会获得比一般人更多的喝彩，因为她的特殊身份的缘故。可是，她把孩子的排泄物作为审美对象，以会识字的人都可以写出来的文字作为诗歌作品放在公共世界中传播，并理所应当地获得一些知名评论家的赞誉，并享受“十大诗人”之名（尽管这个桂冠的获得应该是她那些严肃的作品所带来的），这就突破了大众的接受底线，那么，她在此前获得越多，对其反噬就会越恶毒。

贾浅浅的那些被人们诟病的诗歌表现出某种令人不快的恋秽癖，也正是这种恋秽癖引发了大众的反感，这让我们想起犬儒第欧根尼的怪癖。第欧根尼总是喜欢在雅典的广场上旁若无人地自慰，人们对他的行为不满并予以谴责，但他却反驳说那是他的自然需求，与人饥饿时用手抚摸自己的肚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第欧根尼习惯住在木桶里，木桶滚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他把公共空间当作“私”的世界，所以他不能逃避人们的谴责。然而正如所知，第欧根尼蔑视一切世俗世界的规则，就连霸者亚历山大王想帮助他都被拒绝，只要求对方不要遮挡他的阳光。由此看来，人们对他自慰行为本来也不该妄加指责。虽然贾浅浅的存在与第欧根尼的层次具有霄壤之别，不具备可比性，但从事理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把其作为贾浅浅行为的认识参照。贾浅浅把她写的与孩子排泄物有关的文字等，作为“诗句”来审美并不是局限于家人或朋友圈的内部传阅，而是放在公共空间上扩散而展示，这同样是把公共空间当作“私”的领域进行不恰当的为我所用，那么，公共世界就有权利对她的审美中的这种恋秽癖等表达不满。而她更没有像第欧根尼那样具有蔑视强权的潇洒，却是心安理得地担任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正如第欧根尼不但对自己的行为可以理直气壮地辩护，还“大言不惭”地在广场上企图向人们宣讲“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道理，这就激怒了人们，大家当然会愤怒地转身离去，因为他在公共空间所展示的自己怪癖决定了他不被公共世界所接受，尽管他准备宣讲的时候已经不再处在个人自慰的状态。也就是说，他此时是作为公共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与此同理，贾浅浅发表诗歌，作为诗人身份出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母亲，或者大学的教师等，她是作为诗人的身份面向读者大众的，更何况她还把带有恋秽癖倾向的文字带到大众面前。那么，大众对她的道德绑架就具有不可否定的合理性。

根据上述简单的分析，贾浅浅对于自己身份自觉的缺失，为此带来的公共社会对其道德绑架的要求，这些似乎都在情理之中。然而，我们即使拥有诟病贾浅浅诗歌的一千个理由，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责任，社会的责任造成了贾浅浅这种剑走偏锋的审美选择？

确实，贾浅浅的诗歌之所以能出现在大众视野，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一方面不可否定与她身上所笼罩的父辈光环有关，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当今娱乐消费至上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都存在名人效应问题，更何况在今天这个娱乐消费至上的时代，名人所具有的消费价值更加凸显。人们对贾浅浅的道德绑架，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作品在公共空间里传播，所以要求她承担恋秽癖审美污染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上具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娱乐消费价值。如果贾浅浅只是一般的作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家庭背景等，她的“诗歌作品”一定不具有社会的关注度，也就不会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在当今网络时代的各种自媒体上，与贾浅浅被诟病的那些同样性质的“作品”，不止贾浅浅一个人写过，然而，只有贾浅浅被有心人“挖掘”出来，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就是因为她具有丰富的被消费价值。正如前几年人们消费余秀华的苦难一样，余秀华部分诗歌确实写得不错，然而，与她同样写得不错甚至更好的作者大有人在却没有引起社会关注。正因为余秀华的苦难与草根性质具有消费价值，她才被挖掘出来，使苦难成为她的成名资本与财富。与此同样，贾浅浅的身份与光环具有不可多得的消费价值，符合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她只要稍有与众不同，被关注的事件就必然会发生。对此，笔者想起汉娜·阿伦特对于娱乐消费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汉娜·阿伦特认为，大众社会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娱乐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其他消费材料一样，被整个社会所消费。对于人来说，娱乐所必须的产品，虽然并不像人们需要食品那样具有必要性；但在大众社会里，娱乐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追捧。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娱乐消费至上的时期，人们需要的是娱乐而不是文化。文化的尺度在于其耐久性、经典性，那是与功能性相反的东西。所谓功能性，意味着通过使用，使对象从现象世界中再次消灭的性质，娱乐恰恰具有这种功能性的特质。比如，被人们诟病的那几首贾浅浅的诗歌，不正是这种功能性的娱乐产品？大家读完或莞尔一笑、或嗤之以鼻，都不可能使其成为具有文化价值的耐久性的经典，它们很快就会消失在快餐文化的消费社会中。从这种意义而言，一些读者对贾浅浅的口诛笔伐似乎也没有必要，该消失的自然会很快消失，那些作品只是用来填补人们的空虚时光，或者贾浅浅本人并不追求其作品的经典价值。然而，也有一些评论家对其予以肯定赞赏，没有一分为二进行相应的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无论是违心的捧场还是真正的慧眼识珠，都是不值得提倡的学术态度。

任何批评都应该有所褒贬，为了作者成长这是极其需要的批评者责任与学术良知。我们需要知道，一些低级趣味的娱乐性作品一旦盛行，最终将破坏文化，带来文化危机。那是因为，为了娱乐的需要，把有价值的诗歌文化进行变形处理，对其进行简单的、便捷的加工改造，把原来作为文化所必须追求的经典性、高贵性内容，还原成庸俗的娱乐产品。这种作品作为文化对象的本性，其自身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低俗趣味。这就不是让诗歌文化在大众中推广，而是为了娱乐的需要破坏了诗歌文化，其结果必然带来文化的腐败。而当具有崇高审美追求的诗歌艺术，在大众社会中仅仅被作为消费功能而追求时，必然出现诗歌文化的危机。近代以来大众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就在于社会性领域中大众所消费的娱乐文化，逐渐把本来应该属于具有耐久性的文化对象被商品化、功能化的追求吞噬殆尽，从而破坏了文化本质。贾浅浅让人们感到不快的部分诗歌，也只是其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波特莱尔的那章著名的散文诗《狗与香水》。确实，在今天这样娱乐消费至上的时代，美好的东西不一定会被大众接受，因为大家不需要这些。比如，前几年上演过一部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电影《夜色撩人》（由须一瓜小说《淡绿色的月亮》改编），其结果在影城上线不到一周就下线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观看呀！而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绝唱电影《百鸟朝凤》的命运更是令人唏嘘，据说《百鸟朝凤》公映后，以 8690 万元的票房被影城换挡黯然下线，网上评价是“中国文艺片发行史上的现象级事件。”而笔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娱乐驱逐文化的标志性事件。而那些没有什么内涵、品位、深度的娱乐性贺岁影片的票房却是从数亿向数十亿逐年猛增，以金钱衡量一切价值的商业社会，追求耐久性、经典性、深刻性的文化命运可想而知。这就是当下的中国，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现在的普罗大众需要的不是文化而是娱乐。正如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狗与香水》中所揭示的那样，香水对于狗无法显示其真正价值，只有粪便才是狗的喜好。当然这只是比喻，笔者并没有丝毫轻蔑读者的意思。笔者想说明的是，物质与接受对象，产品与消费者，文学艺术作品与读者、观者等都必须相匹配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不然就会是日本谚语所说的如“给猪珍珠”（豚に珍珠）、“给猫金币”（猫に小判）那样，难免遭遇对牛弹琴的尴尬结局。贾浅浅创作的诗歌作品尽管不止这些被人们诟病的几首（这些也不是什么“珍珠”或“金币”，应该给那些愿意欣赏甚至还赞美她的人阅读），但也不能否定这些都是人们看得懂却又让人不快的轻佻或者任性的“玩诗”不恭。其实，她还有更多严肃的作品写得相当不错，据说她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可迄今为止她在诗坛上也只是许多诗歌作者中的普通一员，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尽管她是什么陕西省青年文学家协会副主席，获得过什么“十大诗人”桂冠等。然而，正是因为她写了几首似乎故意令人不快的恋秽诗，一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被人们在节庆的娱乐时光中尽情消费，让她一举“成名”。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贾浅浅对于大众审美心理的一种反讽吧！虽然她具有“抄袭”赵丽华的“回车键”操作性嫌疑，可赵丽华比她聪明，只烙馅饼、只看蚂蚁，没有恋秽癖，为此不但没有遭受网民的群殴（当然，当时网络还没有如今普及，也许是天时地利不遇所致），反而成为许多人的“梨花教主”。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贾浅浅也是比较“聪明”的，或者是有些玩世不恭？她充分利用了当今社会人们的消费心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背景消费着被人们理想化、神圣化的诗歌。如果她不把“诗歌”写成这样，现在甚至将来又会有几个人认识贾浅浅？或者进一步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关注中国的诗歌现状？所以，在中国才会出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的怪现象。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贾浅浅被消费了，而大众也被虚无了。因为她具有别人少有的适合人们消费的价值，而当人们消费她的身份与“作品”的时候，她聪明地始终保持沉默，让消费者自己玩着乐着，那些消费者们最终将发现自己的拳头砸在空气中，从而坠入没有任何回声的虚无。

总之，笔者认为，“贾浅浅部分诗歌”被消费现象，问题出在这个消费社会，而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贾浅浅一个人身上。当社会只需要消费庸俗的、低级的东西，我们能够只怪罪生产垃圾的生产者吗？网上的许多直播间、短视频等，有的只是为了点击量而参与群殴，他们现在消费贾浅浅，不久之后贾浅浅将被“抛弃”，还会有新的“猎物”，让他们继续狂欢消费。这种社会的土壤如果不改良，一定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前仆后继的贾浅浅出现。

2021年2月16日 草于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