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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

2023-01-27 09:02:29   来源:秘书处   

      
 
       子安宣邦先生是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原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他同时是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先锋,贯以后现代的方式对日本江户以来的思想史进行评判性重构。他以东亚为研究视域,在对日本战后思想奠基人丸山真男的批判性继承之上,完成了置于日本自身历史语境中去梳理和重塑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时代任务。
       2021年10月,《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的中文译本(顾春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使得子安先生的方法论与近代主流学说中的底层思想逻辑得以与中国的读者相遇。子安先生所坚持的“他者”与“自身”的关系视角,在肯定与否定中重新定义“他者”与“自身”的学术良知与勇气,让人深思并肃然起敬。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汉字、汉文、训读成为批判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教育制度与语言编制的一个重要向度,《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梳理了日本近代汉字观的系谱,探讨了本居宣长《古事记传》训读的事后性、荻生徂徕古学悖论中的汉文意识形态、将旧词通过复活转换再生而实现近代译词之传统保守性的机制、近代国语学、语言学中的语言帝国主义色彩等日本近代性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子安先生的矛头所向不止于对言说的反省,更在将国家推向战争的思想根源的批判。
     《汉字论》不仅在思想史层面,更在学理层面,对日本自古至今构建学术话语及意识形态的思想轨迹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入微分析。将研究对象“他者”化、“方法”化是子安一贯秉持的方法论。他以“作为事件的徂徕”(1990)开创“论述的转换”即“自文本外部的论述环境来加以解读”“对象文本中所具备的独特论述意义”的方法,通过阐析言说及其变迁的构造,将近代知识话语相对化并加以批判性反思,而掀起思想史研究的一股新潮流。在“作为方法的江户”、“作为方法的亚洲”中,这一方法论更加丰满。子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江户重新审视以明治为日本近代起点的内部思维模式;以去实体化、相对化、方法化的亚洲形成外部视角,促成日本近代史话语结构的转变。可以说,《汉字论》是这一方法论在日语成立史中省察汉字观及其精神结构变迁的又一次示范,这种省察与追问虽针对其外部论述空间,但其指向却是日本文化的基底,因而不可谓不彻底和不决绝。
       苏美尔人的锲形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甲骨文是世界最古老的三种具有独创性的文字,而其中沿用至今的只有汉字,现有的其他文字均在这些文字体系之上形成。如腓尼基字母发展了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前者派生出希伯来、阿拉伯、印度字母,后者则衍生出拉丁、西里尔字母。腓尼基字母是现今使用的字母文字之祖。即便独立性极强的汉字,在其发明、演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多种源头和来自不同文明的影响,文化源地产生于交流汇通之处。
子安宣邦在《汉字论》创作缘起的学术研讨会上意识到:日语、中文、与西方语言间的转译与意义再生,民族国家的语言的确立,使原本统合于汉字书写系统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不过,不论是发生在一千多年中的汉语和化,还是以近现代为滥觞的和制汉语的中国化,就其本质均是以汉字为媒介的思想传播及意义再生,而在中日之间作为造成文明冲击的第三方西方同样参与了语言民族化的历史进程。那么,应如何看待汉字?——“不可回避的他者”,似乎同样也是认识我们的汉字所无法回避的视角。(节选自《日本学研究》第33期(2022年出版)《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书评——《汉字:文言的互化与他者的意义》)
 
 
       子安先生的论证视角独到,推理严谨缜密,论述一气呵成。为忠实还原原著的思想内涵、语境,准确表达原文的学术语言、观点、意图,并适应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在翻译时追求中庸之道,采取了多种翻译策略,反复推敲,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译著质朴流畅,洗练自然,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
郭连友教授(《日本学研究》主编、资深翻译家)在阅读译著和审阅书评时,对译文质量以及上述努力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以下转载《汉字论》中文版序“汉字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以飨读者。
 
致中国读者
汉字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
       “汉字”是日本人的语言即日语中不可或缺的文字要素,但同时,如“汉字”之名所示,它带着自“汉”传来的标识被日本人沿用至今。这本《汉字论》探讨的便是该如何看待日本人使用的“汉字”。随着对自己国家及其语言的自我认识的逐步形成,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日语或日文中的汉字为外来文字。具有这种强烈的民族语言意识的学问,即国学的出现在日本史上是有鲜明的历史性的事件。它伴随着18世纪本居宣长(1730—1801)的登场应运而生。宣长耗费毕生心血撰写成《古事记传》,诠释了蕴藉日本最古老的神话及历史传承的《古事记》。由于《古事记传》的成就,近代以来,宣长也被赋予日本最高学者的殊荣。这当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
       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有《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两部。《日本书纪》奉当时天皇的敕令开始编纂,由来自中国、朝鲜的文人共同执笔,于公元720年以标准的汉文体史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可以确认的史实。然而,《古事记》于公元712年成书这一事实,我们仅能在其撰录者太安万侣的序中找到佐证,其文体亦非标准的汉文体,而是用一种变体的汉文书写的。《古事记》作为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典籍,包罗众多神话及传说,近代以来为人们所喜爱和阅读。但是,重新挖掘出其价值的却是本居宣长。他自《古事记》变体汉文的背后发掘出一个由古日语呈现的神话传说的世界。自此,《古事记》中所记录的变体汉文,被视为日本人极力保存、传承古代日语的一种方式。于是,宣长诠释《古事记》的工作也就成为从变体汉文文本中设法读出古代日本人的话语与心声的伟业。《古事记传》可谓宣长这一注释工作的硕果。近代以来日本高度赞扬这一成就,并把它当作珍贵的学术遗产加以继承。确实,宣长读出了《古事记》汉字文本背后的古代日本人的话语及心声。他为当时明治政府意欲构建的现代天皇制下的国民国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语言及精神食粮,即国民自我认同的源泉。宣长与《古事记传》被现代日本高度评价,也缘于此。然而,那些给予《古事记传》以高度评价的人们却不了解宣长及《古事记传》有意回避与误读之处的重大问题。
《古事记》开篇即道:“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神明。天之御中主神。”宣长就篇头“天地”一词解释道:“天地乃
()()()()之汉字,天即()()。”即拿日语的“アメツチ”借用汉字书写成“天地”,故而“天”乃“アメ”。宣长认为《古事记》在文本上即便使用“天地”来书写,但作为日语它应读作“アメツチ”,它的意思自然也应以日语去衡量,不应以汉语的“天地”去判断。这里体现的是将汉字视为借来之物,用以书写、表达日语的观念,即汉字的“借用观”。《古事记传》是站在整个汉字借用观的立场上来解读汉文体古典文本的一种诠释。
       18世纪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所著《古事记传》给现代日本带来了一种可谓具有先天教义般的观点:“在汉字东渡日本之前,日本已拥有作为本民族语言的日语。汉字只是借来之物,是外来的作为书写日语的手段。”这一观念伴随现代声音中心主义的语言观,在国语学家中被广泛使用。然而,另一方面,现代日本通过大量的汉语词汇创造了众多译词。我们现在使用的大多数汉字熟语均来自这些译词,剔除这些译词,我们的文章便无法成立。围绕现代日本“汉字”的这一矛盾而又倒错般的语言论述,我写下了这部《汉字论》。
       现代日本国语学家们认为接纳和使用汉字是“日语的不幸”,我在审视和探讨这一汉字观时,将其源流追溯到宣长,提出汉文体文本《古事记》究竟是否可读的问题。宣长没有看到这一意义:日本古代神话及传说正是靠着背负“汉”文化体系的汉字,才得以形成书面语言的《古事记》,才能留传给我们后世。而他只将汉字作为书写日语的手段,即文字符号加以抽象化。我在《汉字论》第一章“何为汉语”的末尾处说:“将本国语言及伴随其成立的文化中不可回避的他者,确切地说,是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的汉字,作为与自身异质的他者排除出自身的领域。将自身存立中不可回避的他者作为异质的他者排除到自身的外部,就等同于同时在自身的内部幻化出一个相对的固有性。”这同时也是本书的结论。我在“后记”中重新确认了作为“不可回避的他者”的汉字的意义。
      “汉字”鲜明地刻有“汉”这一他者性印记。然而,日语却正是通过汉字才得以成“文”。要向世人传达事实、寄托在事实中的感念或意义以及传播思想的“文”,都是因为有了汉字才成为可能。没有汉字,日本的“文”便无法成立。最终,日本人根据汉字创造出表音文字的平假名、片假名,但并未废止汉字。现代日本声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学家们主张废除汉字。我无法认同这种废止汉字论,其理由便在于将这一刻有他者性印记的文字导入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正是通过这一刻印他者性的文字,我们的语言可以维持与他者的关联。而这一他者并不单纯是空间上的他者,它也是时间上的他者,既可上溯到遥远的过去,也承担着未来。我们只有充分建立起对“汉字”他者性的自觉,充分认识到“汉字”实为一种预想并承载着他者记忆的文字,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事实上,伴随着汉字借用论的主张,使日本人迷误的重大事实,正是汉字带给我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
       这一观点并非只针对《汉字论》的日本读者,我也想向中文版《汉字论》的读者们表达此意。汉字绝非仅仅是导入书写语言的中国一国的文字,它对周边日本、朝鲜等诸国而言,也是实现书面语言的重要文字媒介。如果说汉字是实现不同语言书写的文字媒介,那么实际上作为支撑不同地区语言体系的中国文字,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导向书写语言的统一的文字媒介。对于中国而言,佛教作为不同文明的宗教体系,也是因为有了汉字这一媒介才被中国所接受的,而后同样以汉字为载体,佛教同儒教一道传播到日本。汉字也深深地留下受到佛教这一他者影响的痕迹。各种汉字音传入日本,吴音则作为佛典诵读的发音流传至今。于是我们可以说,汉字在其母国中国不也同样受到他者的影响,作为向他者开放的语言契机而存在吗?只是,在传统中国,汉字由于成为统一帝国的文字语言而逐渐丧失他者性。打破这一帝国语言自闭性的,不正是20世纪初期恢复了他者性的新汉字与新文体吗?
       我给这本《汉字论》加上了副标题“不可回避的他者”。这个副标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迭生越来越积极的意义,且随着期待语言容纳他者、向他者开放而日增月益。我期望中文版《汉字论》的读者也能重新思考和确认这一副标题蕴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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