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
现今，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在思想层面上也彼此面临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的“思想混迷”的课题，明治时期哲学家、思想家们在面对东洋思想传统与西方进化思想冲突的思想混迷状况下，所采取的态度和构筑起来的思想体系，对于解决当前中日两国思想层面之课题或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了重新认识以明治时期为中心的近代中国、日本的哲学思想，2014年9月13日，中华日本哲学会与“明治时期‘日本哲学’的可能性”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多功能厅共同举办了题为“近代中国·日本哲学思想之再探讨——如何解决今日‘思想混迷’之课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滨松医科大学、名古屋市立大学、名古屋经济大学、岐阜大学、富山大学、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旅游学院、山东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的约5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上，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郭连友教授、滨松医科大学森下直贵教授分别做了开幕致辞。
滨松医科大学森下直贵教授对近代“日本哲学”的基本结构做了梳理，他认为明治时期经过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三代哲学家构筑起来的“用日语表述的世界哲学”有三大特征：其一，19世纪日本引入西欧文明的方法有三个标准，即“修补”（piece）、“包装”（package）、“范式”（paradigm）。日本“哲学”是以“范例”为标准吸收西欧哲学时产生的。其二，将外来的“范式”与本国传统模式相综合时出现了“重层化”、“杂种化”和“折衷化”的特征。而这种综合的核心是在外来压力刺激下的“自我变容”。其三，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欧美哲学是当时的世界哲学。日本近代哲学家想把“日本哲学”打造成与之比肩，甚至超越它们的哲学体系。富山大学宫岛光志教授以《哲学大辞典》为例探讨了从井上哲次郎到桑木严翼的明治时期学院主义哲学流派的内部结构。岐阜大学津田雅夫教授则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角度指出，我们在思考近代日本“哲学”时，脱离不开“宗教”问题。诚然，哲学作为舶来的学问，为了能在日本思想传统上构筑起自己独特的立场，需要与各种宗教和教派保持距离。然而，日本近代“哲学”却缺乏确立自我所不可或缺之“宗教批判”的契机。而这种宗教与哲学的杂居交错也引起了“国民道德”上的思想混乱。
原至学馆大学加藤恒男教授通过对教育敕语的中村正直草案、元田永孚草案、井上毅草案的对比分析，梳理了明治时期日本国内围绕国民道德建设出现的各种思想样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龚颖研究员以蔡元培撰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例，探讨了明治时期日本道德教科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
名古屋市立大学别所良美教授则对近代日本形成期的进化论做了深入研究。他不同意近代初期加藤弘之因引入进化论，而从天赋人权论转向国家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加藤弘之将社会进化论视为确保初期明治国家稳定的重要理论，社会进化论本身包含着使明治国家制度走向近代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国际关系学院的葛奇蹊博士则从宗教批判与进化论关系的角度指出，进化论在加藤弘之的基督教批判、佛教批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加藤弘之对进化论的理解是非常恣意的，他批判宗教的逻辑也有很大问题，而这些弱点恰恰又被宗教支持者所利用，成为反驳加藤批判的理论根据。
名古屋经济大学李彩华教授从中日对比的视角，分析了柳田国男的“常民”思想与梁漱溟的“理性自治”思想的异同。她认为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又被称为“常民之学”，其基础是早年的农政学，这两种学问的思想在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普通民众社会生活问题的“经世济民”的实学。柳田的常民思想又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的“理性自治”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主张不要完全依赖西方思想，而应基于自国农村社会的固有传统伦理来建设近代农村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对和辻伦理学中“人间学”概念的翻译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学者将“人间学”翻译成“人学”忽视了中日两国语言环境的区别。日语中的“人间”一词具有“人际关系”之含义，有别于西方和中国的“人”的概念。岐阜大学三谷龙彦博士对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他认为学界通常认为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一书最核心的支柱是佛教，然而与佛教相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思想上看，儒教的以“仁”为代表的共同社会主义才是《东洋的理想》的核心支柱。
总之，本次会议从中日对比的视角围绕近代时期中日两国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进化论、国际关系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促进了中日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加深了学界对中日近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