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之间：近二十年京都学派研究概述
作者简介
龚颖，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提 要：“京都学派”被公认为近代日本哲学史上的典型代表，它提出的哲学主张和参与过的思想实践不仅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影响甚大，余波所至超越时空，至于当今。经常性地关注和解析有关“京都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准确把握日本社会当下的思想状况十分必要。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界定“京都学派”的范围、多方面探讨“绝对无”的哲学、从学理上反思京都学派在战争期间的政治参与问题。
关键词：京都学派; 哲学; 政治
大致而言，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1868年可以看作近代日本的启程之年。此后，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明在日本列岛开始被接纳并传播开来。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在接受了西方哲学性思考之传统的基础上，以本土语言日语进行原理性思索的工作逐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被总称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学术群体成果颇多、名声最显，被公认为近代日本哲学史上的典型代表。
1911年，京都学派核心人物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1870－1945年)的成名作《善的研究》正式出版，该书从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论起，着力探寻“实在”、欲阐明“善”之真意、最终抵达“宗教”之域，这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哲学论著。《善的研究》不仅是著者西田几多郎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看作哲学领域的京都学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虽然当时尚无“京都学派”之称。自那时至今已逾百年，日本社会经历了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战后经济复兴与高度增长时期以及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至今的发展停滞时期，这期间人们对京都学派的研究和评价随社会思潮的波动和发言者立场的差异呈现出多姿的样态。随着对京都学派的研究不断深入，如何看待和评价京都学派成员的言(哲学思想)与行(政治参与)、对于作为历史事件的“京都学派”持何种态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日益成为准确理解日本社会当下的思想状况以及判断每个发言者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指标。
1995年，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西田几多郎逝世50周年；同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科学史专家下村寅太郎(Shimomura Torataro，1902－1995年)去世；而京都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宗教哲学家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1900－1990年)早已在5年前谢世。至此，由于京都学派的主要成员全部过世，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京都学派”业已成为过去；然而，作为思想的“京都学派”远未成为历史。当事者的彻底“退场”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观察距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京都学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一些历史资料获得整理和再版，一批新的研讨成果得以问世。本文拟聚焦这些学界动向，争取作出较为恰当的介绍和评价。
京都学派的思想言论在日本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作为日本近代哲学的代表，它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不少关注。从京都学派自身来说，最终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无非有两个，一是他们独特的以“无”为其核心的哲学思想，二是它们的思想言论与当时政治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这两大要素及其相关问题对于认清京都学派的本质特征也是很有效的，所以本文将重点关注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京都学派”包括哪些人?
近代日本哲学领域中的“京都学派”[1]虽然蜚声日本国内外，但它具体包括哪些人物、界定这一人选范围的标准为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长期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标准。
概括而言，“京都学派”的称呼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哲学史上那些常见的哲学流派不同，它不是为对抗某种现行主张而自觉结成的有组织的团体，不是先确立一个特有的命题或宗旨然后再展开活动的团体，它只是在日本由单纯接受西方哲学到日本之哲学逐步走向自立这一历史过程的初期阶段自然形成的一个团体，它自身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不曾宣布过一个明确的人员范围，它一直是由“学派”外部的人对其加以定义的。
“京都学派”一语最早由户坂润(Tosaka Jun，1900－1945年)在1932年提出并使用。户坂曾是西田几多郎、田边元(Tanabe Hajime，1885－1962年)的学生，他在当年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京都学派的哲学》[2]一文，将当时影响较大的“西田(几多郎)哲学”、“田边(元)哲学”等归为一类总称为“京都学派”。户坂润此文立足于唯物论立场对他自己提出的“当代学院派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西田哲学(或田边哲学)——京都学派的哲学”展开批判，认为他们的哲学是唯心论、是不接触社会实践的、本质上“无实践”的哲学，将“京都学派”视为他自己的哲学的抗衡对象。户坂润此文所论“京都学派”只包括西田几多郎、田边元和三木清(Miki kiyoshi，1879－1945年)三人，他本人理应不在其中。
此后不久，户坂润的著作《历史哲学》问世，由于此书具有鲜明的西田哲学的特色，所以户坂本人很快被视为西田哲学的继承人、京都学派的当然成员。后来，高坂正显(Kousaka Masaakira)、高山岩男(Kouyama Iwaou)、西谷启治、铃木成高(Suzuki Naritaka)逐渐成为西田几多郎之外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更由于他们四人一起参加了1942－1943年举行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人们的这种印象得到进一步证实；1942年“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举行，通晓精神史和科学论的下村寅太郎在上述4人之外新加入进来，京都学派的范围又因此有所扩大。至此，一种狭义的“京都学派”定义开始确立起来，即认为“京都学派”等同于积极参与过亚洲太平洋战争與论活动的“近代的超克派”和“世界史的哲学派”，是在战前和战时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提供过思想武器的“学术帮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但对于京都学派的定义却长期存在一个其人员范围不固定、说法不一的问题。例如1971年出版的《哲学事典》“京都学派的哲学”词条中列出的成员名单是: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木村素卫、下村寅太郎、柳田谦十郎；[3]1976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哲学史》将所有曾直接受过西田几多郎影响的人物均视为京都学派成员，并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派，具体是“右派”的高坂、高山和西谷，“中间派”的务台理作、下村寅太郎、三宅刚一，“左派”的三木清、户坂润、中井正一，该书认为这些人都或是继承性地、或是批判性地吸收了西田哲学。[4]20世纪80年代开始策划、1998年问世的大型专业工具书《哲学·思想事典》提出，“京都学派”是对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为依托的西田几多郎及其后继者田边元、以及继承了他们的哲学的弟子们的总称，成员有西田几多郎、田边元、被称为“京都学派第二代”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下村寅太郎和铃木成高，以及三木清和户坂润。此外，与西田、田边同时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或伦理学专业的和辻哲郎、九鬼周造也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外围人物。[5]
“京都学派”所指不明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也有所反映。汉语圈较早介绍京都学派的刘及辰先生在他1963年出版的《西田哲学》中已论及京都学派的部分成员[6]，后来他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写成《京都学派哲学》一书，具体探讨了西田几多郎、田边元和三木清、户坂润四人的思想，旨在强调京都学派内部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7]。台湾的宗教哲学研究者吴汝钧从“展示现代日本在哲学上、特别是宗教哲学上的颠峰表现”这一角度出发，对京都学派的哲学思想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这一学派的特点就是各个成员都从不同侧面对“绝对无”这一中心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挥，因此他确定的京都学派成员共7位、分成三代:第一代是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第二代是久松真一、西谷启治，第三代是武内义范、阿部正雄和上田闲照。[8]这7人中与前述“近代的超克派”和“世界史的哲学派”所包括的人员名单中重合的只有西谷启治一人，可见人们想象中的“京都学派”差距很大 。
欧美学者更为关心的是以“无(绝对无)”这一迥异于西方哲学的独特立场为其出发点的京都学派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实质性贡献的问题，作为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前提性条件之一，欧美学者也尝试划定京都学派的范围。他们的思路之一是希望通过找出成员之间的共通点来明确人员范围，如约翰·马拉尔多为“暧昧团体”京都学派列出6项指标：(1)与西田几多郎的关系如何；(2)与京都大学的关系如何；(3)与日本及东方的知识传统的关系如何；(4)与当时的政治思想以及战争、国家等问题的关联程度如何；(5)与佛教传统的关系如何；(6)对“绝对无”这一概念的评价如何。为学派成员寻找共同特征的做法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西田、田边门下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才，其中还有像三木清等马克思主义者，要在这样一群活跃于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人中找出几个能涵盖哪怕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点，这是一件很难成功的事。
虽说如此，为京都学派确定一个能基本概括其面貌和思想特质的定义无疑会有利于拓展和深化对京都学派哲学的研究，这项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继续得到推进。2001年，竹田笃司在论文《下村寅太郎——走向“精神史”的轨迹》中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方法，即认为京都学派是“以西田、田边为中心、并且在学问上人格上都直接受到他们影响的一群人紧密结合而成的具有相互连动性的知识群体的总和”[9]。这种定义方法或思路的有效性获得了较多认同[10]，也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完善性建议：第一，竹田定义中“直接受到他们(西田几多郎、田边元)影响的一群人”的提法将学派范围限定在直接受业于西田、田边的嫡系弟子内部，涵盖面过窄，而那些曾与西田、田边同时执教于京都大学相关学科的波多野精一、九鬼周造、和辻哲郎、深田康算等人都曾与他们二位保持了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关系[11]，理应被包括在京都学派之内；甚至那些再传三传的弟子们虽未能亲身接受到西田和田边在人格方面的影响，但他们肯定接受过二者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况且这一代人还担负着对西田、田边哲学的传承和批判性发展的重任，所以他们也应被算作京都学派的一部分。第二，曾经激烈批判过西田、田边哲学的户坂润、三木清等人也应被纳入到这个连动性知识群体之中。他们通过对师说进行深入思考和严肃质疑，在发展他们自身思想的同时也使西田和田边因此而获得了反思和深化自身哲学的机会。“能够容纳相互批判的人际关系，这是京都学派的特色之一”。[12]
至此，可以说在应当如何定义“京都学派”的问题上取得了方向性进展，即不把京都学派限定为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小帮派，而是将它看成是一个成员较多而且较为松散的知识群体，这样做比较符合京都学派自身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能摆脱“京都学派=近代的超克派=世界史的哲学派”这样一种狭义的定义模式，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然而，再进一步审视竹田等人的定义，其中的两点重大欠缺不容忽视:一是它没能体现出京都学派哲学的特点，二是它没能体现出京都学派与战前战时日本政治之间的特有关系，而这两点才是令京都学派长时间广受学界内外关注的根本原因。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吉田杰俊及时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京都学派”的哲学——以西田·三木·户坂为中心》一书中针对竹田等人的定义作出以下补充:第一，从这个学派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说，京都学派形成于战前，但它是与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共命运的哲学团体；第二，从哲学特点来说，始成于西田、由三木、户坂等人继承发展起来的“无”的概念是这一学派的思想核心，但“无”仅是一个概念或方法而不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原理。第三，应当更多重视三木、户坂等唯物论哲学家在该学派中的地位和作用。[13]
二、关于京都学派“绝对无”思想
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个学派的存在价值最终是体现在其思想的创见性上，京都学派哲学中究竟包涵哪些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它对于人类的哲学性思维有哪些贡献?这些问题是日本以外的许多研究者关注京都学派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所在。
京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奠基者西田几多郎提出了“无的逻辑”或“场所的逻辑”，他认为一切存在的根基是“对于绝对无的自觉”。在他看来，这种“自觉”也就“无限地限定着自身的生命长河”。西田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京都学派其他人的哲学思路。例如，田边元虽然在他的《仰承西田先生之教》(1930年)一文中开始转向批判西田，对其逻辑的观照性特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本人的“绝对媒介”思想的重点在于实践方面，但很显然田边此文实质上是把“无的逻辑”推进到更为彻底的境地。田边元在战后发表的《作为忏悔道的哲学》中又提出了“绝对无即爱”、“绝对无”之“大非即大悲”的观点。围绕着“无”的问题，京都学派成员中的高山岩男、西谷启治以及后来的久松真一、上田闲照等人也都有所发挥。“绝对无的哲学”可说是京都学派的重要哲学特征之一。
虽说京都学派成员取得的成果涉及诸多领域，如历史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等，单用一个“绝对无的哲学”并不能完全覆盖和反映这些成果。但如果从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的角度加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无”的哲学是京都学派在根本立场上的特异之处。西方学界对京都学派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希望通过与“无的逻辑”这一不同于西方“有”之理论的独特思想进行对话获得新的刺激、激发出新的思想活力。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德文、英文文献中均可见到[14]，吴汝钧的《绝对无的哲学——京都学派哲学导论》、约翰·马拉尔多的论文《从欧美的视点看京都学派的由来与走向》等研究成果都属此类[15]。日本学者细谷昌志2008年新作《田边哲学与京都学派——认识与生》(昭和堂，2008年)也是通过与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进行比照，尝试重新解读“绝对无的哲学”。该书认为京都学派“绝对无的哲学”从西田几多郎到田边元、西谷启治，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逐步深化的过程，该书以田边哲学为支撑点，以“认识”和“生”这两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对三者的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2009年底，熊野纯彦编著《日本哲学小史》(中央公论新社)出版，该书以选介20篇重要学术论文的独特方式、以京都学派哲学为中心，扼要地梳理了自16世纪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哲学的零散信息带入日本以来至今百余年的日本哲学史。该书在总结京都学派哲学时颇具特色，它不是抽象地谈论“绝对无”的哲学，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京都学派在语言论、身体论、具体性、社会结构、历史哲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同时，该书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京都学派带来的冲击，从“绝对无”与“辩证法”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入手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对京都学派哲学的多重影响，甚至认为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是改变京都学派哲学后来走向的一大要因。
近年来在有关京都学派研究的新动向中，还有两点引人注目之处。一是对京都学派的思想来源的分析；二是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重新编辑和出版工作。
首先，对于京都学派的思想来源问题，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如《京都学派的诞生与史代纳——从“纯粹经验”到大东亚战争》[16]一书依据多种史料并通过较细致的比较研究认为: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京都学派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哲学时大量援用了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史代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年)的学说。“西田等人剽窃史代纳”一说是否成立尚需验证，但京都学派哲学的成立与当时德语圈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确需得到进一步关注。
关于京都学派哲学与佛教之间关系的问题研究取得了新进展。2004年日本国家级研究课题“日、中近代哲学中对佛教的接受——以京都学派和新儒家为中心”完成结项，该课题将整个亚洲纳入研究视野，综合考察了日、中两国思想的近代化与佛教的关系问题，着重比较了佛教对日本的京都学派和中国的新儒家所产生的影响，分析整理了这些影响的异同之处。[17]
近年来，日本学者在重新编辑和出版京都学派相关文献资料的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例如，大桥良介著《京都学派与日本海军——关于新史料“大岛笔记”》(2001年，PHP研究所)通过整理、公布新发现的资料“大岛(康正)笔记”，详细介绍了以西田几多郎为首席代表的京都学派骨干成员曾受日本海军之邀与他们进行“秘密集会”的情况。通过分析“笔记”中所记集会时的发言内容及其相关背景，该书主张:京都学派成员的原意是想借助他们与日本海军的这种联系，力求说服他们“回避对美开战”并进一步希望“转换战争理念”，但这一努力最终受挫未达预期目标。京都学派被指控为“协助战争”，只不过是针对这种失败的结局而言的。另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花泽秀文著《高山岩男——京都学派哲学的基础性研究》(1999年，人文书院)，该书也是广泛涉猎有关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功不可没，但著者通过所举资料传达出的观察视角、评价标准等问题尚有待于全面、公正的研讨。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出版了“京都哲学撰书”三十卷及别卷，这次出版活动对于京都学派哲学家的主要著作进行了筛选和再版重印，是对京都学派业已取得的哲学成就的规模性展示。此次再版的特点之一是每卷都由一名“解说者”为各卷撰写一篇“解说”即导读性讲解文章，通过这些“解说”文读者还可获得许多研究方面的信息、了解新近的研究动向，所以此次出版活动也是对有关京都学派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由灯影舍出版的“京都哲学撰书”全部书目(全三十卷及别卷1册)见文末附表。
“京都哲学撰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它的未来性。丛书各卷的“解说”文大多从日本思想史或世界哲学史的角度介绍该卷著者的生平、思想概况、评价该著作的历史地位，目的在于为读者理解或研究该卷所收文献提供初步线索。策划者概括该丛书的特色时指出，每卷都邀请活跃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以现代人的视角撰写“解说”文、作出新的解读；书中已将过去出版时使用过的难懂汉字等书写符号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印刷字符，以方便年轻一代的阅读，本次出版活动面向当代、面向未来(年轻人)的意图由此可见一斑。当“京都哲学撰书”第一期(共十五卷)与读者见面时，以大峰显等人署名代表的“编者寄语”强调:“本套丛书不仅是对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再版重印，更盼望它是使当代世界的思索之土壤变得富饶起来的东西”。此次出版事业对于全面推进有关京都学派哲学的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将会有更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京都学派与战争及“世界史的哲学”、
“近代的超克”
毋庸置疑，京都学派的形成、发展以至衰落，无不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甚至于西田几多郎的去世(1945年6月7日)也已成为京都学派与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同生死共命运的象征。
从时间关系上说，西田几多郎《场所》一文发表于1926年，以此为契机，“西田哲学”以作为“绝对无”的“场所”之逻辑为基础开始生发出颇具独创性的思考。后来的田边元、和辻哲郎、西谷启治、九鬼周造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并发展了“西田哲学”，逐渐形成“京都学派”的独特学风，引来大批青年学生的追随，这种状况从19世纪20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从社会影响上说，京都学派真正走出大学校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是在京都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问题积极发表言论之后，具体说就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人直接参与了在战争期间举行的那两个“臭名昭著”的座谈会。这些人都是西田的嫡传弟子，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任教，属于京都学派成员中的年轻一代。
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两个座谈会之一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和历史学家铃木成高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前后一起参与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系列座谈会，他们在会上的发言被后人谴责为在精神领域对战争起过推波助澜之作用。此次座谈会的内容先以发言纪要的形式分三次连载于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文章刊出的具体标题和时间分别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1942年1月号)、《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1942年4月号)、《全民总力战的哲学》[18](1943年1月号)。随后的1943年3月，这些文章又结集出版单行本，书名即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该书以高山岩男提出的所谓“世界史的哲学”为核心思想，其他京都学派成员在他们的发言中将西田的“绝对无”的哲学应用于对社会性历史性世界之结构的解释，从哲学上建构起一种使战争合理化的思想体系[19]，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影响很大。
京都学派成员参与的第二个座谈会是指《文学界》杂志为出版题为“近代的超克”的专集于1942年7月下旬策划召开的同题座谈会，出席这个座谈会的有《文学界》的人、日本浪漫派的代表、还有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铃木成高、下村寅太郎。此次座谈会上提出的主张被总称为“近代的超克论”，该理论首先断定以英美为主导的近代世界正在走向没落迎来终结，基于这种对人类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提出一定要克服近代思想之弊端、争取在更高层次上超越近代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从道义上摆脱西方近代之困境重建世界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东亚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日本负有主导这场战争的历史使命。“近代的超克论”一方面依据西方近代弱肉强食的原理支持日本在亚洲扩张权益，同时又主张要保持亚洲传统以对抗西方。这一思想理论虽然充满矛盾，但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值得讨论。
上述两个座谈会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口举行的，其成果在当时获得很高评价，被誉为赋予了“大东亚战争”知性意义的思想活动。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座谈会作为“知识分子为战争帮凶”的典型代表在战后遭到左翼、进步知识阶层的严厉批判，在座谈会中表现突出的京都学派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有关京都学派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针对京都学派与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关系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探讨京都学派成员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曾发表过何种言论、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
对京都学派与战争及上述两个座谈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二战”结束以后持续不断，早期的有丸山真男、小田切秀雄、竹内好等人的成果，广松涉在20世纪70年代为展示他自身的主张也曾对“近代的超克”论以及京都学派的哲学有所言及。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在欧美出现了“海德格尔—纳粹问题”，京都学派也因其在表现上的相似性被看成是另一个典型实例而受到关注，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美国学者T.纳基塔/H.哈鲁图尼安(Tetsuo Najita/Harry Harootunian)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通过分析参加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的高坂正显等人的言论后明确指出，京都学派是日本在二战以前最为积极的国家政权维护者，他们为日本的法西斯提供了最为明晰的哲学框架。
子安宣邦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中激烈批判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认为它只不过是把日本的“近代国家化”(具体说即是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暧昧地消解于“反欧洲近代的地缘政治学性质的亚洲认识模式”之中的“知性饶舌”或“知性粉饰”。[20]2008年，子安宣邦在其著述《“近代的超克”是什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参加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和“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京都学派学者发表的那些历史哲学性质的言论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即“对抗既成的欧洲型世界秩序、倡导亚洲型新秩序之日本的行动”从道义上提供了理念支撑[21]。
高桥哲哉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德里达研究专家，近10余年来他针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责任问题积极发表言论，颇受关注。高桥的论文《“命运”的构造》明确指出，高山岩男倡言的“世界史的哲学”的理论本质上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重复，但这种重复的目的并非要与西方“趋同”即不是为表明日本与西方存在类似之处，而是为了展现日本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高桥看来，强调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使得“世界史的哲学”获得了“反帝”的外貌，但事实上，高山岩男的“世界史的哲学”依然是一种“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所以高桥哲哉提醒道，如果对这种特殊形态的帝国主义不予以彻底地澄清，“人们在未来难免不被带着反回归之假面具的回归欲望所欺骗”。[22]
东京大学哲学伦理学专业教授熊野纯彦近年来关注京都学派，尤其注重将京都学派典型人物的哲学思想置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加以考察，其成果有独到之处。例如，熊野所著《和辻哲郎——文人哲学家的轨迹》(岩波书店，2009年)评介了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文化史家、伦理学家和辻哲郎，通过细致深入地分析和辻哲郎的伦理观、国家观等具体问题，提示出一个在当时的“文人哲学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他们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曾在战争期间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但事实上，他们或以学术或以时评的形式发表出来的言论却难以逃脱“国家至上主义、美化战争的哲学”(家永三郎语)这类的批判。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仅以“时代局限性”一语打发了事，哲学家是出于何种动机参与政治决策或政治宣传的?他们具体参与了何种政治、与当时的权力机构是合作关系还是对抗关系?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具体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是今后研究京都学派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前提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吉田杰俊著《“京都学派”的哲学——以西田·三木·户坂为中心》一书值得关注。该书在西田几多郎之外选取三木清、户坂润这两位既大量接受了西田哲学的影响、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远离乃至批判西田哲学、坚持反战最后惨死狱中的京都学派成员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近代的超克论”的思想形成及其实践，从一个重要侧面呈现了京都学派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岐性。
美国夏威夷大学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粗暴的觉悟:禅、京都学派和民族主义》[23]，共收录15篇论文专门探讨京都学派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战争等的关系与责任问题。H.哈鲁图尼安的专著《经由近代之超克——战争期间日本的历史、文化和共同体》(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年出版，2007年已被译成日文，该书内容如题所示，著者试图从正面探讨“近代的超克”与战时日本的关系问题，书中所示观点和运用的材料正在接受来自各方的检验。
关于京都学派思想的上述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所充分关注，并有一些重要成果发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赘述。但可以认为，人们关于京都学派的哲学、行动以及相关问题的研讨将会继续下去，因为这一研究对象曾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它能生动地提醒人们去思考哲学的本质与现实关联等意义深远的问题。我们期待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本文原载《世界哲学》2013年3期）
脚注：
[1]日本近代以来，与京都大学有关联的多种学术团队、研究小组都曾被赋予“京都学派”之名，例如，有“考古学京都学派”、“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等。其中后者很著名，日本中国学界的京都学派成形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讲座”，内藤湖南是其开创者，内藤以后的主要人物还有桑原骘藏、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
[2]《京都学派的哲学》一文后收入《户坂润全集》第三卷，劲草书房，1966年，第171－176页。
[3]《哲学事典》，1971年，平凡社，第335页。
[4]参见宫川透/荒川几男合编著:《日本近代哲学史》，1976年1月，有斐阁，第237页。
[5]《岩波哲学、思想事典》，1998年，岩波书店，第346页。
[6]刘及辰:《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刘及辰在第135－136页脚注部分中说，京都学派是“以田边元为始的一个学派。有人曾把它分为三个支派，即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人属于右派；务台理作属于中央派；三木清、户坂润、柳田谦十郎等人属于左派”。
[7]参见刘及辰:《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
[8]参见吴汝钧:《绝对无的哲学——京都学派哲学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吴氏其他相关著作还有《京都学派哲学——久松真一》(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京都学派哲学七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8年)等。
[9]藤田正胜编：《京都学派的哲学》，昭和堂，2001年，第234—235页。
[10]大桥良介也看重“群体”这个侧面，作出过如下定义:“以‘无’的思想为其思想基础而形成的、存在于哲学诸领域中的、涉及几代人的哲学家团队”(大桥良介:《京都学派の思想——种种の像と思想のポテンシャル》，人文书院，2004年)。藤田正胜《“京都学派”何谓?》(《日本思想史学》，第41号，2009年)在肯定这一定义方法的同时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11]竹田笃司：《“京都学派”物语》(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以40节单独成立的“京都学派的故事”为基本内容，力图从多角度、多侧面还原围绕在京都学派周边的人和事。全书以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哲学家为主角，着力呈现了一批与京都学派核心人物关系密切的和辻哲郎、九鬼周造、波多野精一、山内得立、岩波书店总裁岩波茂雄等所谓外围人物的思想活动。
[12]藤田正胜：《“京都学派”何谓?》，《日本思想史学》，第41号，2009年，第39页。
[13]参见吉田杰俊《“京都学派”的哲学——以西田·三木·户坂为中心》，东京:大月书店，2011。
[14]如Bernard Stevens，Topologie du néant: Une approche de l'école de Kyoto，Editions Peeters，2000. James Heisig，Philosophers of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the Kyoto School，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15]例如，吴汝钧所著《绝对无的哲学——京都学派哲学导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约翰·马拉尔多的论文《从欧美的视点看京都学派的由来与走向》(载藤田正胜/弗雷德·戴维斯编《世界之中的日本哲学》，昭和堂，2005年)等。
[16]河西善治著:《京都学派的诞生与史代纳——从“纯粹经验”到大东亚战争》，论创社，2004年。
[17]该课题研究为期2年，发表成果中与本文关系密切的是:专著《近代日本的思想－再考Ⅰ明治思想家论》(末木文美士，トランスビュー，2004年)、论文《明治思想与佛教》(末木文美士，《福神》2004年10期)、《胡适与西田几多郎》(中岛隆博，《中国－社会与文化》19期，2004年)等。
[18]“总力战”是日语词汇，意思是要求必须全民一致、举国参战，举全国之力争取胜利。
[19]“世界史的哲学”的大致思路如下:高坂正显等认为近代的世界史是一个欧洲统治世界的过程，但欧洲长期推行的殖民政策一方面使他们自己陷入对殖民地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当时在殖民地频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又使得欧洲殖民体制面临解体。在此状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大东亚战争”就负有与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抗争的历史性使命，当今的亚洲各民族需要建构起“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特殊的世界以完成对抗欧美列强的历史使命。基于此种世界史观，高坂等人从道义上赋予太平洋战争重要的意义。
[20]《岩波讲座 现代思想十五 “摆脱西欧”的思想》，岩波书店，1994年，第 150页。
[21]子安宣邦：《“近代的超克”是什么?》，青土社，2008年，第77页。
[22]高桥哲哉：《记忆的伦理学》，岩波书店，1995年，第 180页。高桥哲哉著作中已有中译本的是《靖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和《国家与牺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3]James Heisig／John C．Maraldo ed．，Rude Awakenings：Zen，The Kyoto School，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原文转载自公众号“西田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