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思想”概念在日本的诞生与发展考略
“思想”是最常用的单词，其使用率甚至超过了“哲学”一词，是东亚学界自然、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不可或缺的概念。其实“思想”并非近代新词，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已存在，只是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与近代以后所使用的、作为人类一切认识统称之“思想”一词有所不同。近代以前它只是作为一般的“想”“思念”“思虑”“思忖”等含义，零星出现在古代文献里。然而，现在使用的“思想”这个概念与“哲学”一样，它诞生于日本近代，最初作为英文“Thought”的译语，其出现稍晚于“哲学”。据笔者目前所能查考到的相关资料，最初出现在1872年出版的中村正直翻译密尔《自由之理》（今译《论自由》）一书中把英语“Thought”译成“思想”，之后作为译语被井上哲次郎等人编选的《哲学字汇》收入，明治十四年（1881）初版的该书中就有“Thought”这个单词，被译成“思想”，除了“Thought”这一单词之外，与该单词相关的“Think”则被译成“思维”。那么，究竟“思想”一词的传统义与近代义的关系如何？近代意义的“思想”概念在日本如何出现？从什么时候开始“思想”被作为人的理性、知性活动中所达到的一切认识的统称，“思想”与“哲学”如何区别使用，等等，这些是本文将要考察的问题。
一、“思想”原义与近代新意
“思想”是“思”与“想”二字组合单词，一般可以理解为是由人之“思”或“想”近义词的重复构成的。如果按照日本学者白川静的理解，这个单词则只有“想”这个字的含义存在。《字统》中他对“思”的释义如下：
正字从囟，囟声。囟是大脑象形。（此象形）说的是思维之处。《说文》曰：“容也”。……在《诗经》作为助词使用较多，……《诗经·鲁颂·駉》“思无邪”之思，本是助词用法，是应该读成“此无邪”的句子。
而关于“想”字，他则认为：
声符是相。《说文》曰“冀思也。”说的是浮想其形容。《史记·屈原列传》曰：“读其书，想见其人也。”……谢灵运《登江中孤嶼》有“想像昆山之姿”诗句。本是即于形态的想像之意，后世被以“想念、思想”那样使用。”
显然，“思”与“想”合成的“思想”一词，“思”只是作为助词，突出的是“想”，或在脑海中形象地“浮想”之意。我国古典文献中较早出现在东汉王逸所注的《楚辞》中，也只有“想”的意思，即“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像求之”。还有何休注《公羊传·桓公二年》“纳于大庙”也说“庙之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这里的“思想”皆为“想”“浮想”之意。
根据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思想”一词的含义主要两种：（1）思虑、念想。如“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道原《景德传灯录》）这是关于六祖与卧轮禅师相遇的一首禅诗，这里的“思想”指的就是思虑、念想。（2）思念、怀念。如“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曹植《磐石篇》）；“足下去后，甚相思想”（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等，这些用例皆以“思念”“怀念”之意被使用。在中国古代，关于“思想”的这种含义的用例还有很多，该辞典并无进一步例举。比如在文学作品中还有表现浓厚“相思”的含义。如“露冷水流轻，思想梦难成”（魏承班《诉衷情》）等。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该辞典中并没有其意含的解释与例举，那就是“思忖、考虑”或单纯只是“想”的含义。如“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子房独坐思想……久后不免死于汉王之手。”（《前汉书平话》卷上）等，这些用例就与“念想”“思念”等含义有别，基本上是表现对于事态、情景的忖度、考量、考虑。当然，也可以作为“想”“想着”来理解。在《大汉和辞典》中虽然也有第三种含义的解释，即“对于物事之思考、判断、推理之心的作用，又，其结果得到的意识内容”。但此处与第一、第二含义引用了古典文献佐证不同，对第三种含义，却没有文献用例说明。显然，这是结合近代以后“思想”出现了新含义后所赋予的“思想”这一词条的新内容。
从上述这些近代以前文献中出现的“思想”单词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很早就有“思想”用例，但只是一个普通单词，与近代以后出现的“思想”一词不同，没有近代以来作为表现人的一切认识统称之“思想”的意蕴。作为人的一切基于理性分析、推理、判断所形成的认识，具有系统性、体系性意蕴的“思想”概念，是从近代日本学界对于“Thought”“Think”“Thinking”的译语才出现的新义。
英语中的“Thought”，是动词“Think”的过去分词，其含义是“考虑”“思考”，或者通过推理、想象的“思考力”，指的是人之基于理念、理性的思考活动。名词的“Thought”则具有了关于某个时代、阶级、国民等“思想”“思潮”的内涵。虽然一般也会把动词“Think”的名词化“Thinking”翻译成“思想”，但与“Thought”之“思想”含义还是有些区别。为此，也有把“Thinking”译作“思索”。“哲学”一词的译者西周在近代翻译了大量西学概念，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思想”这个单词也出现过一次，那是在其《利学》（1877）中，把“思想”作为“冥想”意思来翻译“contemplation”一词。而“Thought”“Thinking”则被译作“思维”“考”或“思虑”“考虑”等，并没有把其译作“思想”。在日本的近代文献中，具有近代新义的“思想”一词，应该是中村正直翻译密尔《自由之理》时，以“思想”翻译“Thought”这个单词。在第二章，中村正直把“Of the Liberty of Thought and Discussion”译成“思想及议论的自由”。
中村正直译著中的“思想”，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思想”是名词毋庸赘言，但也有在“思想”后面加上“する”成为动词，被作为“思考”之意使用。不过，此后他在《明六杂志》上分七次刊发的新译著《西学一斑》以及发表在《明六杂志》的其他论说中，却没有再出现“思想”这样概念的用例，这种现象说明译著《自由之理》中出现的“思想”一词，仅限于作为“译语”被使用。1874年永峰秀树出版了译著《欧罗巴文明史》，其中也出现使用“思想”。但是，该译著中“思想”一词，原著中却没有对应性单词，即原文中没有表现“思想”的相关英文，显然，译著中与“思想”一词有关的译文，是永峰秀树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意译性、说明性翻译而加进去的内容。为此，在这里的“思想”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语，并且只是“思考”的含义。比如，在该译著中最初出现“思想”一词后面括弧加了“ココロニカンガヘル”（即“心中思考”）进行说明性标注。而这种含义的“思想”用法，在1876年出版的何礼之翻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之“论思想”一节中也存在，即“夫法律之作用，止于对已发行为的处罚，而不可及于未发之思想也”。何礼之在这里把“思想”作为“未发”之内在思考、想法，与“行动”之“已发”的外在行为相对应，也是指人在“心中思考”的心理活动。
以上是目前能查到的、在明治初期译著中最早出现的仅有几个“思想”用例。此外还有两例直接把“思想”作为译著的书名。（1）英国人威廉·塔姆逊著、铃木唯一翻译的《思想之法》（1879）一书。但在此书名中所使用的“思想”一词，只是作为“思辨”的含义被使用，所谓的“思想之法”即“思辨之法”或“思考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逻辑学”之意，这在“翻译例言”中可以确认。他说：“此书所论述的学科名曰‘逻辑’，是讲明思想论辩之定法的学问。”（2）法国人荣松纂集、大久保春野翻译的《拿破仑一世一口咄：一名思想记》（1879）。该译著内容是记录拿破仑一世的军事思想以及与帝国治理有关的三百六十四条语录，所以被称为“思想记”。此二译著是日本国会图书馆现存近代资料电子化公开的文献中能看到的、最早把“思想”用于书名的文献。显然，在日本最初出现、且具有近代概念含义的“思想”一词，应该就是中村正直在译著《自由之理》中作为名词使用的“Thought”之译语。
根据以上情况基本可以判断，“思想”一词虽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已存在，但并没有近代以后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概念的含义。该单词在古代文献出现时，虽然也有被作为“思忖”“考虑”意思使用的现象，但这种词语在文中的存在感很弱。只是到了近代，从“思想”词义中所拥有的“思考”“思索”内涵出发，中村正直在译著《自由之理》中，最初把“思想”作为英文“Thought”的译语，赋予该单词具有近代意义的崭新内涵，即“思想”被作为表现经过人的思考、思维、推理等基于理性判断所形成的、对于某种问题认识的意识活动以及所形成的人的认识统称，对应于英文“Thought”一词而成为西学译语，从而使“思想”这一普通单词成为重要的近代学术概念，焕发出崭新的表现力。当东亚学界最初出版的哲学辞典《哲学字汇》把“Thought”译语收入其词条中，“思想”获得了西学概念所赋予的重要内容，在东亚近代学界开始得以广泛传播。不过，由于中村正直也仅限于在译著中作为“Thought”的译语使用“思想”一词，尚未把此概念使用在其他非译著的论说中，体现了他对于如何让传统学术进行近代转换认识上的保守性。正是他的这种保守性，使“思想”概念在近代产生广泛影响之推动者的地位被福泽谕吉所替代。中村正直的译著出版后不久，在论著而非译著中，直接使用“思想”一词则始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他应该是明治前期在论著以及一系列论说、讲演中明确使用具有近代意义之“思想”概念的第一人。如果说中村正直是赋予“思想”近代新义的首创者，那么福泽谕吉则是这个概念使用的积极推动者。《文明论之概略》出版后一度在日本“洛阳纸贵”，该论著中所使用的“思想”概念，其所产生的影响则不言而喻。无论中村正直还是福泽谕吉，两人皆为明治初期启蒙思想最前沿“明六社”成员。在“明六社”核心成员中，继福泽谕吉之后，津田真道、阪谷素、西村茂树等也在他们发表于《明六杂志》的论说中开始使用近代意义的“思想”概念。作为非译语之“思想”概念在明治前期的出现、传播与产生影响，“明六社”成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明六社”与“思想”概念
明治前期的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首推“明六社”，这是以当时日本最具代表与影响的西学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术交流团体，也是明治前期近代思想启蒙的重镇。最初创立会员是森有礼、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共十人。此外，这些创立会员的知友或弟子作为“定员”被吸收入会的还有田中不二麿、津田仙、阪谷素、九鬼隆一等。“明六社”成员们被大久保利谦称为“洋学派知识分子”，该结社创刊于明治七年四月的《明六杂志》，被学界誉为当时日本进行近代启蒙“思想的战场”“思想的水库”等。虽然该刊物持续时间前后不到两年（1874年3月至1875年11月），全部也仅出刊43期，但对于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该杂志被日本学界公认为“讲述日本近代思想不可遗漏的文献”。
在《明六杂志》全43期所刊登的文章中，“思想”这一概念也仅出现5次。其最初出现于“第13号（期）”津田真道执笔的《想像论》一文中，被用来解释“想像”的含义。他说：“想像是瞑目思想，吾人所觏见的形象，经历的事情，与海市蜃楼很相似”。《明六杂志》第13号于1874年6月发行，正是译著《自由之理》出版之后的第三年，与前述永峰秀树使用“思想”一词是同一年。然而，津田真道在这里所使用的“思想”一词，却与中村正直在译著中作为“Thought”概念的译语不同，其含义只是“冥想”（瞑目思想）的意思。津田真道是西周的好友，两人一起留学荷兰，根据日本学界的研究，最初把“philosophy”译成“希哲学”可能是两人探讨的结果。如前所述，西周在《利学》中也把“思想”作为具有“冥想”含义的“contemplation”一词的译语，两人的观点在此也一致。不过，到了1875年，再次出现津田真道使用“思想”时，其含义则发生了变化。那是在其《废娼论》（第42号，1875年10月16日发行）一文中，有两处使用“思想”一词。他说：“然而在此，我有发表这样学说的缘由，如斯思想，一旦我在大脑中留下印记”；“由于我慨叹世间之不文明，（这）又成为我发表这种思想的缘由。”显然，这里的“思想”，不再是“冥想”之义，已经有了近代概念“思想”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从第1号至第42号《明六杂志》，只有津田真道一人，在上述3处使用过“思想”，即使同样是作为“明六社”重要成员，把“Thought”译作“思想”的中村正直，他发表在《明六杂志》上的其他译文、论说中却没有再出现“思想”用例。然而，在终刊号之“第43号”（1875年11月14日发行）上，虽然整期只有两篇文章，却出现了两人都使用“思想”一词的情况。（1）西村茂树《转换说》中说道：“至于大转换，很多关系到全国人民福祸利害之处，特别如近年之转换，即使如我们也有深沐其恩泽，对此我不得不稍微阐述思想”。（2）阪谷素《尊王攘夷说》一文中也出现了“思想”一词，他说：“关乎爱国思想，即使有错，在心中若有如斯所思，就必须（通过）演说加以匡正”。这两处所出现的“思想”，显然都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具有同样的含义。
之所以说值得注意，是因为“思想”一词在此时以近代的含义被上述三人使用，似乎都是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所致。在津田真道的文章刊发前一个月，即1875年9月4日，福泽谕吉在《邮电报知新闻》上发表了《停止〈明六杂志〉出版的提案》一文，文中4次使用了“思想”这个概念。该文章是关于《明六杂志》休刊的提案性内容。起因是明治政府在该年六月颁布的所谓谗谤律及新闻条例，针对此事，福泽谕吉向“明六社”成员们提出了《明六杂志》停刊的议案，其中出现“思想”的内容如下：
（1）“如果该律令真正执行，学者是骤然改革思想呢？或者是不可不搁笔停止发表言论。”（2）“我社必须决议的是：第一，骤然改革社员本来的思想，屈节适应律令而迎合政府所思（继续）出版杂志呢？第二，触犯制定的法律条令自由自在地挥笔而成为政府的罪人呢？”（3）“当今出版该杂志阐述我辈思想，如果述此是否蒙罪也要完全任由他人之意（而定），则不得不说正是让人支配我（自己）思想。……故云，明六杂志的出版应该断然停止。”
笔者查阅了福泽谕吉此前的文献，这里出现的“思想”一词并非最早，在此文发表之前、1875年4月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中，他已经开始使用“思想”这个概念，一共有9次。该论著起稿于明治七年（1874）三月，完稿于同年九月前后，润色、订正之后，最终定稿则于明治八年（1875）三、四月之间，其中所使用“思想”一词，基本上都是与现在所说的“思想”含义相同。而福泽谕吉此前的其他文献，却尚未出现“思想”一词，比如，在早于《文明论之概略》动笔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劝学篇》中，找不到“思想”一词，与“思想”意思相关的单词，则采用了“所思”（思ふ所）“心中所思”（心に思ふ所）“精神”“心事”等多种表现，这些地方在商务出版的中文译本中一般都被译成“思想”，但在福泽谕吉的原著中并没有“思想”这个词存在。《劝学篇》起稿于明治四年（1871）十二月，初篇于1872年2月出版，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十一月，一共十七篇才全部执笔、出版完成，在这期间所写的该论著中，却没有出现“思想”的用例，多少有些让人觉得费解。比较两书执笔时间即可知道，《文明论之概略》是穿插在《劝学篇》的写作过程中执笔完稿，并早于《劝学篇》出版的论著。那为什么《劝学篇》中不使用“思想”一词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1）《劝学篇》早于《文明论之概略》动笔，那时中村正直的译著尚未出版，福泽谕吉也没有使用“思想”一词，而到了1874年动笔撰写《文明论之概略》时，他才使用“思想”。由此推断，这是受到中村正直译著《自由之理》的影响所致。虽然《劝学篇》到了1876年才最终完稿，为了在全书中用语的统一，在该书后期执笔过程中，则采用此前一样的用语习惯，不采用“思想”这种表现，从而出现了在迟于《文明论之概略》完稿的《劝学篇》中，见不到“思想”用例的存在。（2）由于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思想”一词的使用尚未定型。比如，在该论著中也有一些本应该使用“思想”表达的地方，却出现如“心”“考”“心事”“心思”等这样的表现（中文版把这些地方都译成“思想”），与上述《劝学篇》中的用词相似，说明此时福泽谕吉对于“思想”一词的使用尚有踌躇，仍然采用传统日语的习惯性表现。
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福泽谕吉是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最初使用“思想”一词，而上述发表在《邮电报知新闻》上的文章，则执笔于该书出版之后的第五个月，即1875年9月，此时，他对于“思想”的使用态度则更为明确。此后不久执笔于1876年2月14日，同年4月出版的《学者安心论》短篇论说中，“思想”一词的使用频率则更高（共有4次），而以其他用语表现“思想”之意的现象则很少。到了1880年以后，他发表在各种报纸上的诸多文章以及各种演讲稿中，“思想”一词经常出现，有时则直接出现在标题里。如1883年10月13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思想缜密而鄙事可多能》一文，直接用“思想”做标题。此外，还直接把“思想”写进诗中。比如，“思想何深器何小，先生知是诚英人。请看美必河畔野，容五洲民无苦辛”。而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上，19世纪80年代以后“思想”一词则出现在更多的文章中，显然该单词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学术概念被学界所接受。
由此可见，“明六社”核心成员西村茂树、阪谷素开始使用“思想”概念，津田真道改变原来的“冥想”之意的理解，也出现了与福泽谕吉同样含义“思想”的表现等，这些应该都与福泽谕吉的论著《文明论之概略》、特别是《停止〈明六杂志〉出版的提案》的问世存在一定的关系。此后，在1880年，西村茂树还以《民众的思想》为题、在其创办的“东京修身学社”上作了一场讲演。显然，虽是中村正直在译著《自由之理》中最初使用“思想”作为“Thought”的译语，由于他仅限于译语的使用，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福泽谕吉的论著以及论说文章中使用了“思想”这个概念。由于“明六社”成员论著、论说中所使用的“思想”，具有关于人的思索、思考、观点、认识的统称之近代含义，从而使“思想”一词脱离了最初仅作为西学译语的局限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赋予了“思想”作为近代概念的内涵。在这样的学界新动向中，见于新闻媒体使用“思想”概念的现象逐渐增多，以“思想”命名的译著，论著、杂志等也陆续出现，终于在20世纪初，以“思想史”命名的论著应运而生。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近代文献中已经公开的电子版资料，1900年出版的小野清一郎《法律思想史》应该为最初，而最早的“中国思想史”，则是山路爱山的《支那思想史》（1907）。当然，在此之前先有远藤隆吉《支那思想发展史》（1904）问世，只是名称不是“思想史”而是“思想发展史”，根据学者的认识不同，有人则把远藤隆吉的论著作为“中国思想史”的首创。仅限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已经公开的馆藏近代文献的电子资料上的信息，大致可以把握到“思想”概念在明治日本学界的接受情况以及使用现象的推移。
综上所述，“明六社”的核心成员使用近代意义的“思想”概念，特别是译著《自由之理》、论著《文明论之概略》的出版，让当时的学者、读者逐渐认识并接受了这个区别于汉学文献中传统意义“思想”的崭新用法，从而使“思想”一词逐渐成为与“哲学”同样重要的近代概念，被当时的学术界、舆论界广泛接受。到了20世纪初，随着各种“思想史”命名的文献出现，作为学科概念的“思想史”也因此在日本学界应运而生，成为与“哲学史”同样重要的学术领域。
三、“思想”与“哲学”区别认识的模糊
根据以上考察可知，在近代日本学界“哲学”与“思想”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诞生。“哲学”大概于1870年前后，而“思想”则在1872年出现。如果从西周《百一新论》1874年才正式出版而言，出版于1872年的中村正直译著《自由之理》中的“思想”一词，反而更早被读者所认知。二者不同的是，“哲学”是从1861年最初的“希哲学”“求圣学”，经由“希贤学”之说明性、对应性解释，最终才被西周定译为“哲学”，期间还存在究竟应该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还是“理学”的不同声音。而作为“Thought”译语的“思想”似乎一出现就被学界接受，并没有经历“哲学”那样存在一定时间的争议过程。一方面可能是“思想”一词古来有之，而“哲学”则属于新造单词，人们需要一个接受过程。另一方面，应该与二者的学术性质不同有关。“哲学”是来自西学的学术范式而创造的新词，虽然在“哲学”概念出现不久，很快就有了所谓“东洋哲学”“支那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等学科新词，而这些被冠名“～哲学”的近代学科概念，都是近代日本以西方哲学范式为基础对于东方传统学术进行近代学术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而“思想”则不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与人的思考、思索有关的、对于某个问题的见解、认识，比如体现在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乃至文学艺术上的人的思考、认识、意识与审美内容等，都可以冠以“思想”之名。为此，人们使用起来则更为方便，不会陷入相关学术内容作为“思想”之是与不是的质疑。显然，这两者存在着人们认识上的接受性区别。
也许是由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西周很少使用“思想”一词，福泽谕吉则相反，在他的论著中使用“哲学”概念的情况也不多，只是在一些短文或者演讲时偶尔会使用“哲学”，但他明显地把“哲学”置于“思想”之上。比如，在庆应义塾大学的福泽谕吉演讲笔记（1892年10月23日）中，可以看到“（让自己）思想深远如哲人，心术高尚正直如元禄武士”这样的内容。显然，在他看来“哲学”高于“思想”，认为“哲学”的思考比“思想”更为深远。然而，究竟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西周与福泽在认识上都不明确。福泽谕吉如此，西周也一样。比如，他在1861年前后最初接触到“philosophy”时，在写给友人的信说，他感到“与以往所学汉说存在大相径庭之处”。但在1870年讲授《百学连环》时却认为：“此哲学在东洲称为儒学，此儒学的根源为邹鲁。……西洲哲学的根源为希腊雅典，被认为其源头是从天竺传来”。显然他对于西方“哲学”与东方“儒学”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衡量，东方的传统儒学应该属于“思想”范畴，而西周却认为两者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在东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名称不同而已。
如果从学术范式与对于求知的本质而言，西方的“哲学”与东方的“儒学”则根本不同。简单地说，若从“求知”的精神而言，东西方应该是一样的，无论“爱智学”还是“穷理学”，都是人类探索求知的精神体现。然而，对照源于古希腊之“爱智学”、即“哲学”始终伴随着彻底的求证求真的追求，“儒学”以及东方的传统学术虽然不缺少“穷理”精神，但由于对“穷理”探索中所达到的认识，不再进一步对其进行绝对自洽性、合理性的质疑与论证，这种缺少彻底论证追求的认识则只能停留于人的“思想”层面，与“哲学”之孜孜不倦的求证求真精神之间，存在着对所达到认识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哲学”与“思想”的这种区别，柏拉图在其哲学中进行了明确的论驳。柏拉图把人的认识进行“臆见”（doxa）与“知识”（episteme）区分，对于“知”与“不知”的质疑、诘问、论驳，就是苏格拉底毕生的“爱智”追求，他所论驳的就是那些把“本来不知道却认为知道”的各种“臆见”，他要让人们明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只是“臆见”而非“知识”，“知识”必须具有“明确的逻格斯”、即能够扬弃假设，直至始源，让人的认识达到任何逻格斯都无法辩驳，抵达无假设前提的高度。否则，一切认识都只是“臆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也只是人的“臆见”，而非真正意义的“知识”，“臆见”只是人的“思想”。古希腊人所开创的“爱智学”，就是倡导人类必须进行这种“知识”的不懈探索，并以达到对于“知识”的真正把握，作为人之为人而存在的最高生存意义。
从语言本身来看，苏格拉底所彻底批判的人的认识中存在的“臆见”之知，希腊语是“doxa”，其本质是“想当然”，其动词“dokeō”，具有“思考、想、信、觉得”等含义，德语“Denken”、即“思想”一词的词根与此相近。无论德语“Denken”还是英语的“Thought”“Think”都来源于PIE(proto Indo European 原始印欧语系），其最原始的发音是“tong”，从PIE又发展成为IE（印欧）语系，从印欧语系又分出了意大利语系（Italic）、日耳曼语系（Germanic）等7种语系，德语这支沿用了最原始的“tong”这个词源，出现了后来的“Denken”这个单词，但是拉丁语却采用了意大利语系的词源，英文“Thought”则来自于此。而“Think”与原始希腊语“phrēn”有一定渊源关系，“phrēn”是女性名词，意思是“你的想法起源的地方”。古典希腊语中的词义解释是（1）胸，生命之座。（2）作为感情、知觉、知性作用之座的心。该动词过去式的意思则是理解力、思虑、分别、才觉、意图等。新拉丁语采用了古希腊语的这个表达方式，也用“phrēn”来表达“思想”之义。由此可见，无论“Thought”“Think”“Denken”来自于哪一个词源，不管是否与古希腊语的“dokeō”“phrēn”存在关联，其含义都与表达人的想法、思考存在着渊源关系，其内涵都是关乎人的思维活动的单词。那么，被译成“思想”的德语“Gedanke”（Denken的名词）或者英文“Thought”“Think”，其实与苏格拉底所批判的“doxa”一样，其作为人的“臆见”性认识、即“思想”，都需要被彻底的求证求真之“爱智”精神所质疑、检验、论驳，在不懈的探索中得以纠正、提纯、上升，寻求最终抵达真正“知识”的认识高度。“哲学”与“思想”的这种区别，从古希腊之“爱智学”的诞生开始，就已经成为学术领域中具有自明性的认识得以传承。正由于人类具有这种“哲学”精神的存在，使人类的一切“思想”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古希腊的“爱智学”（“哲学”）与东亚的“穷理学”（“理学”“儒学”）之“泥古”“祖述”性之间的本质区别正源于此。
然而，这种区别在明治日本学界，西周、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井上哲次郎以及当时各领域的学者们，基本没有真正的理解与明晰的辨别，正因此，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对“哲学”与“思想”之区别认识的模糊，或者混淆二者、混合使用的现象。那时的学界存在三种情况：（1）由于无法认识二者的本质区别，则采用尽量不混淆使用，如西周、中江兆民的文献中，极少使用“思想”一词，而福泽谕吉则似乎尽量少用“哲学”这个概念阐述其思想。（2）不区别二者的不同，混淆或者混合使用二者，井上哲次郎是当时学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位，在他的学术思想中，二者基本是等同的。比如，他认为“在东方两千数百年来拥有优秀的哲学。其中既有西方所没有的哲学思想，也有与西方哲学自身相吻合的主义主张”。出现这样“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无造作切换使用，在他的思考中似乎毫无障碍。笔者对此曾以“泛哲学化”来总结、批判其哲学立场。其实，当时的许多学者都存在同样现象。比如，在“哲学馆”讲授“日本哲学”的松本爱重，讲义中虽然没有出现“哲学”与“思想”混用情况，但他把日本的历史、神话内容作为“日本哲学”来讲述。在“中国哲学”（当时称“支那哲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比如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叙论”就是“支那哲学思想的由来”，而中内义一《支那哲学史》则更甚，全书除了宋代被称为“宋代哲学”之外，其他时期则以“哲学思想”“思想界”作为章、节的命名。（3）似乎有意识地区别使用“哲学”与“思想”，但却也无法完全弄清楚究竟二者根本区别何在。如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1900年）与《支那思想发展史》（1904）就有这种倾向，虽然在章节命名上有所不同，但在阐述过程中“哲学”与“思想”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支那哲学史》的“叙论”是“支那哲学思想”，《支那思想发展史》中宋元明的内容，与“旧著支那哲学史同”。尝试着进行区别的还有1887年创刊的《哲学会杂志》，发刊词中对“哲学”如是说明：“哲学者，所以论究思想之原则事物之原理之学也。是故思想所及、事物所存，哲学莫不关焉”。“哲学”在这里被作为探索“思想”原则的一种方法之学来把握，但其与“思想”的本质区别何在并不明确。正是上述原因，学界广泛存在“哲学思想”的便宜性表现。由于无法区别二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了把日本近代前后的学术史进行“哲学史”与“思想史”领域区分的动向。从此，近代以前学术史归入“思想史”领域，而“日本哲学”研究对象，一般仅限于近代以后出现的、在“philosophy”之学影响下的学术论著，即桑木严翼所说的“那是成为现在及将来的哲学，即是philosophy系统之一的日本哲学”。
随着“思想”一词广泛被学界接受，对二者的区别认识则被忽视，特别是当“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出现之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界限则更模糊不清了。本应予以明确峻别的“哲学”与“思想”，不进行辨别的现象却被学界广泛接受，各种辞典中关于“思想”的解释，则多了近代以来所赋予的、具有“哲学”意蕴的新内容，后来普遍把“思想”作为“广义的哲学”来理解。这种认识在学界似乎得到了广泛认可。
四、余论：不应该忽视的近代问题
自从作为译语的“思想”诞生以来，至今与“哲学”的区别仍然是模糊的，这是一直被学界回避的、学术上的近代问题。表达人的一切见解、思考、认识等统称的“思想”只是近代概念，与“哲学”概念几乎同时诞生。在近代以前的文献中“思想”是一个普通的汉语单词，在明治初期因被中村正直作为“Thought”的译语、福泽谕吉以非译语使用而成为重要的近代概念，并作为“哲学”的对概念广泛运用于各种领域。与“思想”一词不同，“哲学”是西周新造的概念，其学问性质、学术范式起源于西方，也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学界的通用汉语概念，被广泛运用在学术研究甚至生活领域，由于其本质所具有的彻底的求证求真精神，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哲学”高于“思想”。“哲学”是在审视、反思、批判人的各种“思想”、即古希腊人所谓的“臆见”的基础上诞生的学问，所以它比“思想”的认识也许更具合理性、准确性。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其本质也只是“思想”，因为西方“哲学”所探索、追求的绝对逻格斯，绝对合理地对于世界本源的认识与把握，数千年来西方哲学家穷经皓首，也没人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无论他们如何转变探索方法，建构出多么新颖、合理的方法论，其所抵达的认识都只是“臆见”，最多也只是“正确臆见”而并非“真知”，这种区别在柏拉图哲学中进行过各种论证，并明确表示哲人的“爱智”精神，孜孜不倦的探索求知，也只是建立在对于“真知”存在且探索这种存在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的“信念”（nomizo）之上，甚至认为由于人的存在的局限性，作为人并不能抵达对于“真知”的把握。那么，只要达不到“真知”，“哲学”探索中任何认识都只是人的“臆见”，在本质上无法改变仍然属于人的“思想”。那么，是否因此就不需要对于“思想”与“哲学”的区别进行探索？恰恰相反，正因为二者存在着形异质同的关系，更需要对二者学问特征、性质、特别是探索本质进行分析、鉴别，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哲学”也只是“思想”的一种，而“思想”除了“哲学”那样的范式、探索方法、逻辑自洽性的追求之外，还有如东方人所独有的“意会性”“非言说性”的认识方法与思考特质，从而进一步阐明被西方学界作为“思想”而贬抑的东方人认识世界的言说体系。“思想”一般被作为“广义的哲学”，殊不知“哲学”其实也只是“狭义的思想”。“哲学”本质上高于“思想”的观点并不成立。也许与此有关，德里达在断言“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之后，马上补充说明自己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二者具有高低之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