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思辨东方”系列第40期暨“对话日本哲学”第5期学术活动：“日本朱子学研究”工作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在工作坊上做了题为“从世界哲学的视角反思丸山真男的朱子学论——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中心”的主旨演讲，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甦平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等学者参与讨论。工作坊围绕丸山真男对日本近世朱子学及荻生徂徕的经典解释展开，在剖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预设的“现代性”尺度的基础上，尝试从世界哲学的视角重新理解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转化及其哲学意义。
王青首先介绍了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及其思想史地位。丸山借鉴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将朱子学所代表的思维模式理解为江户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把朱子学所体现的政治与道德、自然法则与伦理规范之间的连续性视为一种“前现代”的思想结构。在此基础上，丸山把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贝原益轩—荻生徂徕的思想演变解释为朱子学体系逐步解体的过程，并特别赋予徂徕学以划时代意义，试图由此说明日本的“现代意识”并非完全来自明治以后西方思想的外在输入，而是在近世日本思想内部已经孕育出自身的逻辑萌芽。王青指出，这种解释对于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核心并不仅仅是一个实证史学命题，其中还包含着通过日本思想内部的发展说明日本现代性“内生性”的理论预设。
围绕这一问题，王青研究员首先讨论了丸山对朱子学与徂徕学“公私”观念的解释。丸山以“道入弃母”和“赤穗义士”两个著名事件为例，认为徂徕没有单纯依据“孝”“忠义”等个人道德来判断政治事件，而是分别强调地方官的政治责任和幕府法令的公共效力，由此切断了朱子学政治与道德之间的连续性，使政治作为独立的“公”领域从个人伦理的“私”领域中分化出来。丸山甚至将这一转变与马基雅维里“发现政治”的思想史意义相比拟。王青对此提出不同解释，指出道入事件中徂徕追究地方官治理责任，本身仍可以置于传统儒家“仁政”的政治伦理中加以理解，未必能够说明政治已经从道德中分离出来。赤穗事件所涉及的“公”“私”则更需要放回幕藩体制的具体权力结构中考察，四十六名武士对本藩主君的“忠义”与幕府作为更高层级政权的法令之间发生了冲突，徂徕所谓“不应以私论妨碍公论”，其“公”“私”首先具有不同政治层级之间的相对性。若直接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法律”与“个人—内面—道德”来重新规定这一组概念，便容易遮蔽江户时代具体的制度背景。
在此基础上，王青研究员进一步讨论了丸山关于朱子学“自然”与徂徕学“作为”的著名对立。按照丸山的解释，朱子学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将自然法则、人伦规范乃至现实等级秩序理解为连续统一的“自然秩序”；徂徕则把“道”解释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制作的礼乐刑政，由此凸显制度的人为“制作”，瓦解了朱子学把现实政治秩序自然化的理论基础。王青指出，问题在于徂徕虽然否定了朱子学“天理”的形而上普遍性，却又诉诸不可由普通人理性把握的“天”“天命”以及具有特殊资格的“圣人”，为先王之道建立绝对权威。由此产生的并不是一个充分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政治理论，而可能形成另一种由“天命—圣人—制度”构成的神圣化秩序。王青特别强调，应当把这一思想差异与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考察。中国自隋唐以后形成的科举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通向“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制度渠道；江户日本则实行士农工商世袭身份制，政治参与主要限定在武士阶层之中。朱子学“性即理”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在理论上蕴含着所有人共同禀有“天理”的普遍性，而徂徕强调人的气质、能力各不相同，每个人应按照自身禀赋和社会身份形成相应之“德”，反而更容易与江户时代固定化的身份秩序相结合。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徂徕学对朱子学的批判未必意味着从“封建”走向“现代”，也可以被理解为儒学普遍原理适应日本幕藩社会条件的一次重新建构。
在完成对丸山朱子学论的批判性分析后，王青研究员转而从“世界哲学”的视角重新讨论日本近世朱子学。她援引近年来世界哲学研究关于“古典”与哲学传统的讨论指出，东亚长期共享汉字和儒释经典，哲学并非仅仅产生于孤立个体的抽象思辨，也形成于围绕共同古典进行注释、翻译、辩论、传授和再解释的历史过程。由此来看，日本儒学对朱子学的接受，不宜简单概括为原有体系的“解体”，还应当看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传统如何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地域性形态。王青以自己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子课题“海西朱子学派”的研究为例，对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说明。海西朱子学派以安东省庵、贝原益轩为代表。一方面，安东省庵通过与朱舜水等中国学者交往、翻刻中国理学著作和研习四书五经，使朱子学经典持续进入日本地方社会；另一方面，贝原益轩则体现出更明显的创造性转换。他不仅编纂《朱子文范》《近思录备考》等著作推动朱子学知识的普及，而且把“格物穷理”的方法扩展至地理、动植物等经验性研究，并最终在《大疑录》中对朱子学“理先气后”等理论提出反思，强调“理气决是一物”，将穷理更多地落实到“博学多识”“多问多见”的经验实践之中。王青由此提出，与其把这些变化简单规定为朱子学的“瓦解”，不如将其理解为朱子学普遍理念与日本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后形成的本土化发展。
在评议环节，李甦平研究员从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报告中的徂徕学问题作了进一步补充。她以“化体为用”“化道为术”概括日本儒学发展的重要特点，认为朱子学的“理”可以区分为形而上本体、伦理道德以及客观经验等不同层次，日本儒学相对更重视其形而下、经验性和实践性的一面。就徂徕学而言，其“先王之道”以及古文辞学既包含对朱子学的猛烈批判，也仍然吸收了儒学伦理与实学传统中的若干因素，因此不能仅凭徂徕对朱子学的批判姿态，便把它解释为日本现代性的思想起源。她同时指出，贝原益轩正是日本儒学向经验性“实理”方向发展的典型代表。
林美茂教授则着重肯定了报告从“普遍性”与“特殊化”关系重新理解日本朱子学的理论意图。他指出，朱子学本身具有超越具体地域的原理性和普遍性，日本儒学将“天理”更多转化为“物理”“实理”，体现了日本思想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实用化倾向，但不能因此反过来取消朱子学本身的普遍性维度。评议人尤其赞同报告对徂徕学“公私”问题和身份秩序的分析，认为丸山在解释赤穗事件时忽略了“公”“私”概念随政治层级变化而具有的相对性；与此同时，徂徕关于人的气质、德性差异的理论，与江户时代身份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使其思想中呈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因素。林美茂认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报告最后转向世界哲学具有内在逻辑：世界哲学既需要承认各思想传统的地域差异，也需要重新揭示这些传统中能够进入跨文化哲学对话的共同问题与普遍价值。
随后的讨论进一步延伸到“现代性”本身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贺雷老师提出，丸山思想史叙事的前提之一，是把明治维新视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标志，但“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一叙事本身同样需要重新检讨。中国人民大学的钱心怡老师补充指出，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出版时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的局限性，并进行了自我批判，应进一步探讨丸山的思想转变。王青在回应中表示，日本儒学将朱子学形而上的、普遍性的思想更多转化为具有实用性和经验性的形态，本身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传统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能成为否定原有普遍性维度的依据。她进一步指出，世界哲学的意义不应仅仅理解为不同地域哲学的并列展示，而应关注不同哲学传统之间能够形成何种共通问题与普遍价值。从这一角度重新考察朱子学，也正是希望在摆脱单一现代化尺度之后，重新理解朱子学以及东亚哲学传统在世界哲学中的理论可能性。
本次工作坊以丸山真男这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问题为切入点，讨论实际上不断延伸至更具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如何理解一种思想传统的普遍性与地方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日本近世儒学对朱子学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应当以何种尺度重新思考“现代性”与“世界哲学”。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报告、评议与讨论，也提示我们，在探讨东亚哲学乃至东方哲学时既需要细致进入具体文本和社会历史结构，也需要在跨地域、跨传统的哲学对话中重新审视既有的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