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日本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2019年会综述
2019-08-25 11:16:55 来源：秘书处
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出去”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议题，而儒学无疑是历史上“走出”国门的典范，因此探讨“儒学的日本化”实际上是以“日本”为范本研究儒学在日本被接受、被转化甚至回流中国的一个过程。在此背景之下，2019年7月27日—28日，“儒学的日本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2019年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罗安宪教授以及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王青教授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小岛康敬教授、北京大学刘金才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分别做主题讲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大阪大学、立命馆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学者100余人参与了本次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安宪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华日本哲学会”旨在促进日本“哲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或许同样也是研究日本哲学时会遇到的问题。罗教授认为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更为“哲学”的思考方式，在“有”或者“没有”某种哲学的语境之中，需要提供证据的是支持“有”的一方，而认为“没有”的一方并不需要做出论证。这样一来我们的使命或许就会变得清晰，即对中国哲学或日本哲学的存在提供证据。罗教授认为首先需要区分开的是“思想”和“哲学”的界限。对此罗教授给出了做“哲学”而非“思想”的两个层次，一是概念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概念之间的系统。由此，对概念及其系统性研究就成为做中国以及日本哲学研究之要务。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王青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儒学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到日本，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日本先于中国实现了近代化转型，也使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在日本近代，为了抵抗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冲击，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曾经被利用为构建“忠孝一体”的国民道德理论的工具和素材。因此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以“儒学的日本化”为主题，就不仅要在实证主义研究的基础上，从儒学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和影响中归纳总结出历史性的启示与认识，更应该在国际的视域下探讨和阐发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时代价值。深入解析儒学的日本化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重新评价儒学在东亚思想史上的历史意义，有利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普遍价值，从而对世界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以“儒学的东亚视野与日本儒学的特点”为题目做了主题讲演。张教授首先提出了对于年轻一带关于东亚儒学的研究期待，他在90年代，曾经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以及韩国学者共同主编出版了《亚文》杂志（以书代刊），后来由于赞助资金不足而停刊，希望能够在新时期得到年轻学者继承得以复刊。接着关于儒学的日本化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体认研究日本儒学的特点，需要转换一下思维方式，即摆脱以往日本儒学的固化分类，代之以动态的视角来考察其特点。张教授归纳了日本儒学的四大特点，一是人文的价值理性转为实用的工具理性形态，二是形而上下的道体器用的思维形态转为器体道用的形态，三是本末正位转化为本末混杂形态，四是兼容并蓄转为“杂拌”文化形态。以上四个特点在日本儒学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日本民族善于兼收并蓄，然而其发展的总趋势是“接着”中国儒学讲，这在世界新思想、新文化、新哲学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或许可以视为其局限性，即来不及深思、不善于反思、不善于有疑，这个问题在日本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以重视，因为善于反思思想的思想，才能真正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性。
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小岛康敬教授主题演讲的题目是“宽政异学之禁与松平定信的思想”。小岛教授指出，研究宽政时期的朱子学的发展状况，异学之禁无疑是中心课题。而在探讨异学之禁的主导人物松平定信的思想之时，小岛教授指出定信本人的思想中受到徂徕学的影响极大，这体现在定信继承了徂徕的“圣人制作”说，以“民之父母”诠释“仁”，重视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以及由外向内的修身之学。若如此，定信本人崇尚徂徕学的志向与异学之禁中推尊朱子学之间的矛盾则成为了最难解释的问题。小岛教授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定信对为政者之君主与封建家臣的团体给出的不同要求所致，也就说徂徕学被视为了帝王之学而朱子学被视为了封建官僚养成之学。从这个角度出发，异学之禁就不单是朱子学带有反动性质的复活，而是巧妙地将“政治化儒教”的徂徕学融入其中的朱子学的再建构。
北京大学的刘金才教授以“阳明学促动日本近代化之真正作用”为题做了主题演讲。日本对亚洲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是率先在亚洲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近代化，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其他国家走向近·现代化的榜样。对于促动德川封建社会内部事物的解构和催生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刘教授以“町人伦理精神动力论”来阐释，即认为只有与近世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社会的形成同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町人阶级的价值伦理和精神，才可能成为催生和扩展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阳明学对日本近世“町人”和近代日本商人伦理建构发挥的作用和内容，对于我们如何继承和创新阳明心学思想为建构中国“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一元化”的商企伦理乃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无借鉴和启示意义。
复旦大学的吴震教授主题讲演的题目是“论近代日本的‘近代超克论’”。吴教授指出，表面看“近代超克论”者更关心的是如何祛除西方化的魔咒，他们在竭力“反西化”、“反近代化”，甚至反西化的“普世价值论”，然而实质上他们的目标却在于，如何将西方价值“日本化”、“亚洲化”，如何将西方提出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道德生命力”转化为全民一体的“道德生命力”。虽然他们之间的具体主张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然而他们都高举“道德”的旗帜，相信道德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此而言，又与“国民道德论”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吴教授认为“近代超克论”与明治晚期的“国民道德论”之间构成了某种深刻的思想连环，其核心关怀在于解决“道德之争”这一社会人心问题，更在于企图重构“世界史”视域下的全球秩序——“世界新秩序”。
分组会议主要在“近世儒学”和“近代哲学与思想”的论域中展开。围绕儒学“日本化”的主题，与会学者选取了人物思想、概念分析、事件影响等诸多视角深入探讨儒学在日本的接受、展开以及转化的过程。总体而言，儒学在“日本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与当地的思想文化融合出现了儒释道（神道）三教“习合”的局面，另一方面日本儒学在阐释中国经典时不可避免产生种种“误解”或者“曲解”，这些往往显现为日本儒学的某种特殊性，即“断裂性”。然而“断裂”之中亦不乏“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儒学即便“走出去”依旧保持着儒学之所以为儒学之根本。所谓“儒学的日本化”，就是在探讨这种“断裂”和“连续”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断裂”中窥见儒学在日本的特殊性，从“连续”中寻找儒学在传播中的普遍性。如此，儒学的“日本”化就会成为儒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个“活”的案例，亦可为今后开展更多优秀文化“走出去”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方式，这也是本次论坛“儒学的日本化”的题中之意。
（作者：刘莹，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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