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ociety for Studying Japanese Philoso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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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40周年纪念大会纪要

2021-10-23 14:16:56   来源:秘书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华日本哲学会联合主办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40周年纪念大会于2021年10月16日-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在主办方的精心筹备、会务组以及学会秘书处的努力下,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〇、会议致辞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洪军教授主持。
       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致辞。张志强教授指出,日本哲学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具有特殊位置,本次会议的宗旨是总结前辈研究成就,在前辈创造的学术基础上重新谋划新的前沿性课题。
       其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建华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成建华教授指出,东方文化是代表东方各民族的独特标志,为东方民族生长壮大提供滋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哲学会,对东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希望此次合作交流为学术研究贡献新力量。
       接着是中华日本哲学会法人代表、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红军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另一个主办方致辞,李教授从学会诞生时间(1981年4月1日)、成立背景、建会过程等方面介绍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的成立的历史与学术特质,并对哲学会的历任会长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回顾。
       最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高洪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特邀嘉宾致辞。高洪会长代表“中华日本学会”向“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40周年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对“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学术导向、期刊创办、学界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希望“中华日本哲学会”在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与国际交流方面继续发挥一直以来的引领作用,创造更大的辉煌。
 
一、纪念学会成立40周年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纪念学会创立40周年的主题发言环节,由现任“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主持主题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甦平教授。李教授发表了《致敬前辈、努力到底——日本儒学的哲学形态》精彩讲话。她的发言首先追溯了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发展历程,及对历届会长为学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旨在致敬前辈。接着讲述了自己的新研究,总结了日本儒学的哲学形态,并阐述了日本儒学之“化体为用”特质等崭新观点,启发后辈及年轻研究者对日本儒学新的思考。
 
       接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魏常海教授发表了题为《卞崇道先生与中华日本哲学会》的回顾性讲演,追溯了“中华日本哲学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即 1981—1992年,1992—2002 年,2002—2011 年,2011—现在。强调了已故卞崇道先生在此过程中对学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学会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讲演突出强调了卞崇道先生的日本哲学研究,特别是在日本近现代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果,并分析指出卞崇道先生为“中华日本哲学会”做出的突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金才教授以《感恩前辈——善于思辨,敢于求异》一文,结合自己的日本研究经历,指出日语专业出身的日本研究者,因语言学习的限制,长期接受与语言相关的固定与规范化的训练,会造成缺少思辨能力的问题。他认为,虽然语言学习的长处是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视域,但容易导致趋同思维定式,从而影响在语言之外的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与思想的高度升华。因此提出,年轻的研究者要做到善于思辨、敢于求异。提倡向老前辈学习,特别是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确立。还应当意识到要从多个角度探讨问题。
 
        “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第五届)、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在《中华日本哲学会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讲话中回顾了日本哲学会的历史与优秀传统。郭教授提及了80年代参加由卞崇道、李甦平老师组织的读书会,这也是他进入日本研究领域的渊源。早期学会的创办异常艰难,其发展壮大仰仗于诸位前辈和全体会员的团结奉献。学会的学风可总结为:兼容并蓄、开放包容。重视学会内部的思想多样性,亦着力开拓对外交流,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研讨会,并在国际上形成良好口碑。郭教授希望以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为契机,编纂四十周年大事记、学者的出版物名录。希望年轻会员能够坚持优良传统和学风,提升学会影响力。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以《亦师亦友——怀念卞崇道老师》为题,用自己珍藏的各个阶段的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历史,深情怀念了卞崇道老师。韩立红老师回忆博士毕业答辩时卞老师的肯定和微笑,以此为契机开始了近20年的交往。卞老师发起了在北京不定期举办的“日本哲学与思想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还带领读书会的老师们举办和承办各种与日本学界合作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日本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等学术活动。对韩老师而言,卞老师不仅是学术方面的导师,更是人生道路的导师,影响着自己在人生路上的行走速度,甚至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和心灵归处。
 
       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化北老师在《贯穿于读书会、学会与学刊中的卞崇道的历史功绩》的发言中,着重讲述了卞崇道老师贯穿于“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和中华日本哲学会中的历史功绩,指出了卞老师在读书会和哲学会从发起成立、到发展壮大、再到取得每项业绩的历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卞老师不仅召集大家确定了读书会的性质宗旨、基本精神和组织原则,指导大家规划了哲学会的发展定位、学术制度和人事安排,还带领大家开展了形式丰富的读书活动,包括会员内部报告会、外部学者报告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书籍交流与推介会等等,并组织大家编印了《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通讯》,在会内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可以说,由卞老师发起组织的读书会,对于20世纪90年代一度处于沉寂状态之发展阶段的“中华日本哲学会”,起到了守望学术星火不灭、复燃此后崭新发展之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龚颖教授发表了《丘成先生的留日经历与他晚年的两部译作》,介绍了丘成先生详细的留日(1935年10月——1937年7月)经历,分析了这种经历使丘成先生完成了丸山《实验伦理学大系》和《纯粹伦理原论》两部论著的中译本的翻译,这两部著作的成功翻译反映了丘成先生熟谙新康德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心理学等背景知识。
 
      中央编译局编审朱丽君老师在《和卞老师在树人大学一起工作的日子》一文中,回顾了卞老师对于树人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建设的重要作用,介绍了该大学日语系在卞老师的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实现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卞老师孜孜以求、刻苦求学的态度,以及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
 
二、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
 
       16日下午,由洪军教授主持第一场学术报告会。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作《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初期至昭和初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的主题报告。林美茂教授提出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相似,日本人同样无法避免本国传统思想中“哲学”有无的思考。经过详细梳理辨析近代初期至昭和初期日本学界如何看待近代以前传统思想的相关言论,总结出日本学界基本存在的四种探索倾向。第一种,不涉及辨析日本哲学之有无问题,只是通过阐述中国哲学,近代以前的日本思想当然也被作为哲学得以确认(西周、西村茂树);第二种,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意义的哲学相当,而日本的传统思想并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所以“日本无哲学”(中江兆民)。第三种,不辨析究竟何谓哲学,直接把近代以前的日本思想作为哲学进行所谓的“日本哲学”重新阐释(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第四种,以日本传统思想中拥有哲学为前提,采用不同的视角企图建构日本哲学史。为此,通过区分受到大陆思想文化影响的部分和日本固有的内容,产生两种倾向,第一、仅限于在日本固有的思想文化中探索所谓的日本哲学(村冈典嗣)。第二、在与大陆思想、特别是儒学的关系中,通过日本化了的传统思想探索日本哲学(西晋一郎)。林教授最后指出,研究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文化思想,无法绕开大陆哲学的影响。然而,日本学界却陷入“两难”的境地,无论切割与中国的关系讲述日本,还是不切割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考察近代以前日本传统,真正的“日本性”都难以得以确立。正因此,迄今为止,在日本学界,一部完整地阐述“日本哲学史”的论著尚未诞生。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青教授以《关于西田哲学中的“东洋文化”——以〈善的研究〉为中心》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指出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认为西方哲学是一种“对象化或表象”的逻辑,然而实在并非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认识对象,而是不分主客、知情意合一的意识的统一状态,这种主客合一的直觉主义是“东洋”的哲学以及宗教、道德、艺术的基础,因此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推出了“纯粹经验”的概念,试图给贯穿于老庄哲学、儒学以及大乘佛教根底里的东方式直觉体悟加以哲学化的阐释,为以东方文化为精神本质的日本人寻找一条在哲学和宗教上同以逻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相鼎足的道路。但是西田认为互相异质的“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实际上也不乏殊途同归之处,因此有必要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让二者互相补充,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深刻本质”。从一即多这一关于实在的分化发展逻辑出发,西田认为作为“有形文化”的西方哲学与作为“无形文化”的东方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普遍逻辑的两种形态,就像一树两枝那样,共同形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文化。
 
        其三,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作《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批判》报告。本报告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担问题”和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第二部分介绍日本学者对“恩格斯主导说”的检证,他们从文献实证和思想证明两个角度对“恩格斯主导说”的主要根据进行分析批判;第三部分得出自己的结论:证明“自我异化”理论并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而属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即经验的个人的自我异化理论(“劳动的自我异化理论”)。因此认为,广松以是否放弃“自我异化理论”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上的作用不成立。
 
       其四,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作《神佛与日本思想——读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专题报告,就其正在翻译的《日本思想史》一书,给出了自己的观感和视角。首先是有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之辨,正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样,哲学以西方为镜像,是否适合于东方思想的研究?日本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日本哲学”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学者否定“日本哲学”的存在,而以“日本思想史”代之。这样虽能较好避免合法性的疑问,但又使得日本思想史的脉络和基调较难把握,关联到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其次为末木提出的日本历史中的两极建构,即神佛与王权,而中国则未有此二元的构造,如此就会迁延而至“日本文明”能否成立的问题,或即日本的自我意识。王教授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受到黑田俊雄显密二元论的影响。
 
       第二场学术会议由郭连友教授主持。首先,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红军教授以《韩儒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为题,进行了主题学术报告。一方面,李老师论述了李珥在理解理气含义及关系时与朱熹的一致性,此即呈现出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继承:第一,朱熹和李珥都以“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规定理和气;第二,朱熹和李珥都在太极和阴阳的解释中理解理和气;第三,在理气关系上,朱熹和李珥都坚持“理气不相离不相杂”的原则。另一方面,李老师主要通过“理通气局”的学说,阐发了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发展。所谓“理通”,是理无本末无先后之故,不应之时也不先,已应之后也不后,是理之本然之妙的自若;所谓“气局”,是气已涉形迹之故有本末和先后,在流行之中万变,不如理自若而千差万别;“理通气局”是理气妙合、体用一源、本体和流行共存的理论,是李珥对朱熹理气论的独特发展,也是程朱理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其次,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作《〈都鄙问答〉的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主题报告,基于《都鄙问答》卷三“性理问答之段”的考察,认为石田梅岩的世界本体论思想、“心性”思想、“商人道”思想的“形即心”理论,乃至于“三教一致”思想,所依据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汉文献。其中世界本体论和“心性”思想的建构是在孟子思想基础之上发阐而来,这进一步明晰了石田梅岩思想中的中国来源,促进了学界对石田梅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作《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题报告。唐老师认为,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么立足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深入分析,要么基于文化接触论视野下对日本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既体现了学理化讨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看似不完全成体系,但这种多元性恰恰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思路,为未来开拓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第二,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建立在其对思想史学在日本战后尚未真正确立的现状分析基础上,其目的在于推进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化。结论认为思想史学科要真正确立,只有多个专业部门共同协作才能实现。第三,丸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核心支柱包括,使日本思想史研究更加科学,以及使日本思想史研究学科化两个方面。
 
       17日开始进行分组讨论会议。第一场会议以“日本近现代哲学与思想研究”为题,分别由韩立新、孙彬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教授作《论日本式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及管理哲学阐释》专题报告,就80年代中国企业界接受现代管理时,“日本式管理”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管理思想进行论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政府机关进行改革,开始引入现代管理。但“管理”一词,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将会弱化工人的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道路格格不入。后来,学者提出了“管理二重性”的概念,将管理中的科学原则与资本主义下的管理模式进行区分,并且由于日本这一中介,减缓了对西方思潮的抵触,为顺利引入西方管理扫除了障碍。然若进一步而言,日本式管理更是深切关联至政企关系,接受程度更视体制适应度为何。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朱然老师作《赤松要的“辩证法”》专题报告,对赤松在“雁形发展”之外试图构建的“综合辩证法”的经济学体系之所指进行了考察。赤松试图在黑格尔的观念辨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但这并不是把观念和现实扬弃,而是将它们联系起来,正如实践本是观念与实际的中间环节。而今天我们重新探讨综合辩证法,不是为了考订赤松经济学,而是为了探讨日本哲学中将康德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避免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放到“上帝视角”上,重新堕落为“以素朴实在论为基础的直观反映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伟研究员作《三木清的人本主义论——以“技艺人”为切入点》的主题报告,旨在探讨日本对近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与重构。其时,“理性人”的支配地位已发生动摇,三木认为取代理性人的人类观出现的是一个实证主义的人类观,也就是技艺人(制作)的人类观。三木试图以“重塑人”为宗旨建构其人本主义,并在对西方古典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批判反思中,强调德国浪漫主义思潮,重视一种“生命情感”。但仍遗留着东方式的人本主义问题,亦即未有对东方人的一个尼采式的解构。
 
       北京建筑大学耿子洁老师提交《中国社会市民公共空间的特殊性结构——以沟口雄三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为例》报告,认为沟口雄三试图完成一种不同于“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的亚洲视角的重构叙事,因此关注“民间性空间”概念。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不同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内驱力。耿子洁老师认为,对沟口雄三“民间性空间”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特殊性结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张晋老师作《明治时期民众思想家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刍议》报告,考察了田中正造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受“国民国家意识”兴起的影响,其民主思想主要包含倡导地方自立的自治思想、开设国会赋予人民参政权利、崇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保障民权三方面内容。张晋老师指出,与政府轻视议会的超然主义的宪法解释相比,田中正造对于宪法的解释是站在国会(人民)立场上的。
 
      下午的讨论,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利国副教授作《“儒学式近代化”视角的学术可能——以对“丸山说”的省察为中心》报告,主要阐述“儒学式近代化”这一说法,并以丸山为中心进行考察。唐教授首先提出了“儒学式近代化”能否成立这一根本的拷问,而这又恰是丸山分析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前提,亦即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是儒学(朱子)化的。易言之,这一拷问指向分辨究竟是日本儒学化还是儒学日本化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超老师作《向死而生——战后日本哲学的主体论》主题报告,关注丸山究竟为近代主义者还是日本主义者,或者是否有“变节”或转向这一问题。王超老师指出丸山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而不断深入自身的理解。战前丸山以徂徕学的圣人制作勾勒出自由的主体;战后随着时代情势的变迁,他转而关注主体对创造局限性的认识,主张一种自省、自律与开放的主体。而这一转变背后,或许潜藏丸山将近代精神与近代制度分离的思考进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张晓明老师发表《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与古学派的思想潜流》报告提出,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哲学是一种近世儒学史的叙述,与中国儒学之间存在思想上的连续。他将古学派看作“日本民族特有之精神”,这是在其塑造古学派中暗流涌动的一股思想潜流。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民族特有之精神”贯穿在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中,进而影响到朱谦之等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冯璐博士发表《日本近代茶道反思》论文提出,茶道虽然被冠以“道”之名,但内容和形式却因应时代而不断变化。日本近代茶道在精神内涵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将茶道作为以非二元为特质的东方“文化”向欧美国家进行宣传,二是强调茶道中蕴含儒教的人伦思想,因而具有道德教化的功用。
 
        第二场会议以“日本儒学思想研究”为主题,分别由韩立红、刁榴老师主持。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刁榴副教授以《新井白石与“排耶书”》为题进行了第一场主题演讲。刁榴副教授对“排耶书”、新井白石与明朝排耶论、新井白石与日本排耶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论证了新井白石与明朝排耶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新井白石可作为当时东亚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批判的一个重要节点。最后,她从新井白石与日本排耶论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新井白石与曾提出过天主教见解的重要日本知识分子——林罗山、熊泽蕃山、荻生徂徕——的联系与区别。
 
        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建华副教授,发表题目是《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孔子思想>研究》。李老师首先对津田左右吉其人及其对孔子、儒教思想的观点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先行文献中对于津田左右吉其人的研究,将其概括为持有“否定的、停滞的、蔑视的中国观的民族主义者”,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概括的问题所在。接着李老师对《<论语>与孔子思想》一书进行了梳理,介绍了津田左右吉对孔子、《论语》思想的研究,其认为《论语》的内容无非概括为道德和政治两方面,孔子的思想的特殊性也体现在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最后结合当时津田左右吉所处的时代背景,解释了其思想上的“东洋文化”论否定说的內涵。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顾春副教授以《明治学制变革下的日本传统汉学——以“东京大学”的文科建制为视角》为题进行演讲,传统汉学参与了日本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传统汉学逐渐受到来自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巨大挑战,逐渐走向日本中国学。因此,顾春副教授从六个明治时期的学制案出发,讨论了明治时期东京大学文科建制过程中传统汉学向日本中国学的转型及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周江博士发表《横井小楠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井小楠的儒学素养出发,提出其在《时务策》继承和发展孟子所提出的“恭俭思想”和“仁政思想”,在《国是三论》中小楠将孟子之仁政思想继承下来,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三代之治”理念的观点,这一理念源自于孟子的“至诚”精神。
       下午的会议,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何鹏举副教授以《异言何以经世——洋学与新井白石的“正德之治”》为题进行演讲。认为新井白石曾推动以“文治”为导向的“正德之治”,主张货币改革、限制对外贸易,坚持禁止天主教并增强德川政权的儒学“正统性”,同时还在对外关系上恢复了将军的“日本国王”的称号等措施,都与传教士西多蒂的交流以及他本人的洋学积累密切相关。何鹏举副教授重塑新井白石的洋学建构,揭示洋学因素如何嵌入白石经世思想,进而转化为以“文治”为导向的“正德之治”,将其视为“文明冲突”下所引发的治理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贾晰博士作《尊德性而道问学——探析伊藤仁斋对宋儒之批判及其性教观之建构》报告,提出伊藤仁斋对于宋儒“性教观”的批判。认为伊藤仁斋批判宋儒“知性而不知教”,又批判宋儒“知教而不知性”。由此陷入前后相矛盾之困境。虽然仁斋对宋儒性教观之批判难以成立,但于其反朱子学中,可以看到仁斋对宋儒的理解,及其想要突破宋儒框架而直面经典的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项依然博士作《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发言。首先指出“怀德堂学派”的中井履轩对于“明明德”进行了不同于朱子的重新诠释。“明德”是作为外在德行的称赞之语,消解了“明德”之本原义与心性义。针对宋儒“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等说法,他提出“格物致知”是一种“知行并进”的道德修养工夫。中井履轩与朱子诠释的不同体现了“复初”到“扩充”这一成德逻辑的转换,以及作为这一逻辑转换之基底的“心”、“理”关系之解构与重建。
       第三分科会议以“日本文化、宗教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由陈化北、贺雷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钱昕怡副教授《“神道乃祭天之古俗”——久米邦武笔祸事件再讨》一文,叙述了久米邦武因主张神道并非宗教的观点而遭到了猛烈攻击的事件,原因在于当时的神道家们忌讳“非宗教”的否定性涵义。伴随着“日本型政教分离体制”的形成与“神道非宗教”原则的确立,久米“神道非宗教”的主张也得到了朝野的肯定。“久米笔祸事件”的爆发意味着关于“神道”的讨论已经被收回到国家神道的话语体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熊淑娥老师发表《日本的对外认识研究——历史、主题与趋势》演讲,介绍了日本对外认识研究的变迁,分为以反思近代战争与追求战后和平和以国际秩序与自我认知为主要特征的两个阶段。主题包括西洋与东洋、地域与国别、权力与秩序、对外与自我认识研究四个主要方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刘琳琳老师以《日本中世武家社会的刀剑文化》为题,结合自己“千木民俗”的最新研究发表演讲。从“器物”的独特视角切入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讲述了日本利用锐器来消除风灾、带有鲜明巫术色彩、一路流传至今的的千木民俗。刘老师又阐释了日本中世作为武士家族符号的刀剑文化和“累代太刀“现象,指明日本武士阶层家族意义的刀剑叙事往往兼具历史性与神话性。神话叙事与家族象征成为日本中世武家社会刀剑文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诗嫣博士在《实证主义的视角与人文主义关照——岸本英夫的“宗教现象”研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岸本英夫相对于关注宗教学领域的宗教的社会功能外,更为关注文化社会中人们在宗教意识层面所感受到的精神体验。一方面,象征性是不同宗教之“神”在教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的结合点,使人们通过信仰感受到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人类的共同难题,宗教反映出的“生死观”态度是人们面对终极问题的有力武器,也是人类自主抗争、自我教养、自行建构的重要精神财富。
       下午的会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范晓雅博士在《梁启超国民、国家思想与德富苏峰关联性刍议》一文中指出,1898-1912的明治日本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来源,德富苏峰初期的平民主义包含着西方的自由、民权等含义,这对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后构建国民、国家有关思想时起到了参照,可以确定梁启超受到了德富苏峰著作和《国民新闻》等的影响。
       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孟硕洋博士在《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以近代著名思想家蒋梦麟为中心》一文中,指出蒋梦麟的日本观和日本思想史研究作为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一个典型,然而学界对这一群体的日本观却很少研究,因此文章试图通过以蒋梦麟的日本认识为中心,管窥民国时期欧美留学派的日本观和日本研究,以期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姚怡然博士以《东北沦陷区东亚青年学生的身份认同困境》为中心,通过具体案例阐释了伪满建国大学的日本学生、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在入学前后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变化或身份认同困境,并尝试分析了这些变化或困境的产生原因。姚博士认为,伪建大各族学生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是各族学生民族意识和归属感的萌发,也是殖民教育失败的直接体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朱婷婷博士发表《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以国际交流基金的活动展开为中心》,阐述了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朱博士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以国际交流基金作为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同时与经济外交相互配合,形成了对东南亚的整体外交模式,并开展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活动,从而在促进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理解、日本追求自身文化“国际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会议总结与闭幕式
 
       全体总结由李萍老师主持,三位分科会主持人对各自会议进行了详细总结。为期两日的“日本哲学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终迎来闭幕式。
       闭幕式由郭连友教授主持。首先由“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青教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辞,社科院哲学所作为中华日本哲学会创始单位之一,承办了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得到了全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此次会议从专家学者的主题报告,到青年才俊的学术发表,反映了学会日益提升的研究水平,以及发展壮大的研究力量。在思想碰撞中相互启迪,共同提高。王青教授向所有与会者和线上会员们,以及为大会筹备和召开付出大量努力的老师同学表示感谢。
       最后是林美茂教授致闭幕辞,林教授在致辞中主要讲了三个关键词,一、疫情。由于疫情遏阻,开会日期一再延迟,此次研讨会暨40周年纪念大会最终得以顺利召开,感谢主办单位、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以及全体会员的理解。二、我师。林教授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总结自己从与会者们的精彩发言所得到的启迪,指出术业有专攻,每一个发言者都是自己的老师,从他们的发言中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方法以及启发自己的灵性之光。他高度赞扬发言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从会议中也看到了我国日本哲学与思想等研究的崭新趋势与特点,即不再仅局限于研究日本人怎么想或者究竟如何,而是更进一步,对日本人的观点进行冷静反思,确立中国学者作为日本之“他者”的他者视角的学术探索路径,从而追求超越之前仅作为日本哲学、思想的介绍者、传播者的研究局限,以见日本人所不能见者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研究前沿,指出学会正由此进入崭新的研究发展阶段。最后强调,学者的精神应该秉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虚心与高远,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三、感恩。最后,林美茂教授再次向线上线下与会者以及会议工作人员等谨致谢忱,面向前辈、同辈与后辈,心怀弥深的感恩结束致辞。
 


撰稿:路杨、秦凯丽、郭俣、王蕾、黄和川、盖丽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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