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30日，“西学东渐：近代东亚思想的转折”学术研讨会暨2022年度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在清华大学人文楼召开。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刘晓峰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韩立新教授以及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林美茂教授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等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韩立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代表主办方之一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韩教授指出，“西学东渐：近代东亚思想的转折”这一会议的主题是以研究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思想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所发生的学术转向的问题。清华大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近代东亚思想的转折”这一“事件”的实践者和主导者。清华大学建校于1911年，其建立本身即与庚子赔款有关。1926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其成立宗旨即在于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这就开创了清华大学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气。我们的学会名为“中华日本哲学会”，主要是研究日本哲学，其实清华与日本也渊源甚深。清华大学的国学院从前有著名的“四大导师”，除了赵元任先生之外，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梁启超先生都曾留学日本或者在日本访学，做过中日方面的学术研究，他们是西学东渐及日本研究的先行者。在这个意义上，清华大学与日本哲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韩教授认为在清华大学召开此次论坛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就历史和传统而言，清华与此次会议的主题特别契合，因此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非常合适。韩教授及其团队也将竭力为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林美茂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我们要响应号召，增强文化自信，努力寻求新的突破。林教授将我国20世纪初以来关于日本哲学、思想、历史与文化等研究分为接触与介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奠基性研究（50年代中后期至 60 年代中期）、复苏与借鉴（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探索与求新（进入 21 世纪以来）四个时期，并指出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于复苏与借鉴时期，而现在正是从“复苏”“借鉴”走向“探索与求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林教授进一步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以及实力学者纷纷加入到学会的阵营之中，这表明学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同时也意味着学会肩负着越来越重的使命。
学术主题报告的第一场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高洪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李晓东教授，以及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分别做主题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高洪研究员以“点厾近代东亚思想转折在中日当代史中的映射——纪念中日邦交 50 周年特别讲演”为题目做了主题学术报告。高研究员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关系以千年记，这五十周年只是短暂一瞬。高研究员首先从天皇将赐封隐元隆琦的称号由“国师”改“大师”这一举动，勾勒出日本社会明治维新之后的风土变化。隐元隆琦是明清之际黄檗宗赴日高僧的代表，他到日本之后在寺子屋普及教育并推行檀家制度，为表彰其功绩，在隐元圆寂之前，后水尾法皇赐号“国师”。明治维新之后，“国师”改“大师”之举表明日本正统意识形态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其次，高研究员通过考察“言必信，行必果”在《论语·子路》中的本意，对当代中日政治关系中的信义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解读。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寻求恢复邦交时，周恩来总理曾将“言必信，行必果”写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回以“信为万事之本”。我们通常认为“言必行，行必果”是理想的高标，然而高研究员通过考察发现，在《论语》中“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是高标，而是底线思维。当前日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不当举措，正是孔子所说的“斗筲”之类。第三，孙中山曾问日本人要走“王道”还是“霸道”，而现在日本友人也曾以同一问题向我们发问。中国不会走“霸道”，美国的相对衰弱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并无直接关联，人类的光明前途只能依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不可动摇。总之，改善中日两国关系需要中日两国学者加强研究，共同努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学术主题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两个阶段”。唐教授指出，晚清时期有保国、保种、保教的所谓“三保”，这一思想在康有为思想中已经出现，由梁启超最早完整提出。“三保”在张之洞、康有为、严复等学者思想中都有体现，但是重要性的次序并不相同。张之洞之序为保国、保教、保种，重心在保国，他认为保国方能保教，保教方能保种。康有为则首重保教，这是其借鉴当时欧洲盛行国教的情况而提出的主张。严复认为保国与保教只是保种问题派生出来的，以保种为最高，再讲国与教的问题。比较三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对于儒教文明的坚定信念，因此他们的保守方案都在充分认可夷夏之辨这个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相比之下，严复的文明信念完全来自西方。康有为与严复的共同之处更多。在根本的立场上，他们都接受了历史进化论，而且都企图起用儒教经典中原有的思想申说进化论，所不同在于，康有为企图通过改造《春秋》公羊学中的历史观念来申说他的三世说，而严复则起用《周易》中的天道变化观念来申说他的天演论。至于严复与张之洞，二者的主张多有针锋相对之处。唐教授指出，虽然张之洞、康有为和严复三者的保守方案各不相同，但三者的保守方案都是渐进主义的，或者说都是改良主义的。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内有共和危机，外有“一战”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保守主义转变为了文化保守主义。总之，康有为重视的是君主制和孔教，梁漱溟认为共产党的出现解决了乡村建设运动中缺乏权威的问题，通过康有为、梁漱溟两代保守主义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脉络。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李晓东教授以“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为题进行报告。李教授指出，此题目来自于以同题出版的论文集。李教授从“区域国别学研究”学科谈起，战后美国AREA STUDIES的兴起，是一种服务于现实的策略性研究，而国外的中国研究也从“冲击—反应”模式转为“中国中心史观”（保罗·柯文）、“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在此背景下，“区域”即是突破“国别”研究的方案。李教授接着指出了“东北亚近代空间”研究的特点。首先，以东北亚的“近代”为中心，从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出发考察东北亚的多样性，及其与西方“近代”相遇的历史。其次，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蒙古、西伯利亚地区，通过对“非中华”因素的重视，可以将“中华”观念相对化，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中华内部的多样性。第三，将“东北亚”区域作为一个网络，特别重视“接触空间”（CONTACT ZONE）中的接触及其变化。所谓的“接触空间”是指地理空间与思想空间等“接壤区域”，将东北亚作为各种关系形成的“网络”进行考察，而不是重视其边界。李教授接着谈及西学东渐及其影响，指出西方的“近代”给东北亚带来了排他性的领域性，近代国家的均一性、近代性以及强迫观念的形成。通过“网络”与“接触空间”的研究，可以将东北亚地区近代空间的形成过程看作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与“触变”过程。李教授强调，为了理解这些交错与“触变”的特征，我们不但要重视近代化这一历史表面舞台上的宏大叙述，更须聚焦地理上的、思想上的接触空间进行考察。
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林美茂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主体性问题与‘日本哲学史’探索转向”。林教授指出，虽然“哲学”这一概念的译语诞生于日本，而日本至今为止却没有一本完整的《日本哲学史》。2018年10月，由昭和堂出版发行的藤田正胜新著《日本哲学史》，应该是迄今为止关于“日本哲学史”论著中最具学术深度与高度的一部力作。然而，即使这样一部大著，仍然只是把论述的对象放在明治之后的近现代文本进行考察。对于为什么明治之前的内容不被纳入“哲学”，林教授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之后，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史”的探索，从最初立足于对明治以前经典文献的考察与阐述，转向了以明治以后的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这种转向的根本原因源于日本主体性的追求所致。林教授接着介绍了昭和十年（1935）户弘柯三出版的《近代日本哲学史》一书，认为此书揭开了以近代日本引进西学之后所出现的哲学、思想文献为对象探索“日本哲学史”的序幕。论著的最后一章用较大篇幅阐述“西田哲学”的根本问题，虽然出现了具有确立“日本哲学”主体性意义的考察，然而该论著主要是对“西田哲学”展开全面的批判，他并不承认“西田哲学”具有确立“日本哲学”的价值。麻生义辉在《近世日本哲学史》中明确指出近代日本在接受西学过程中，来自于大陆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在其中所起的重要媒介作用。这种冷静的、对于日本近代引进西学时、以儒家思想为知识基础所产生的影响之客观自我审视，是此前学界多数学者只片面追求、甚至强调“日本性”的意识中很少见到的。然而，尽管麻生义辉具有上述清醒的认识，但其思考的核心仍然在于近代日本主体性如何形成与确立的问题上。通过近代文本为对象所进行的“日本哲学史”建构，林教授揭示了其中日本对主体性的追求。
学术主题报告的第二场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韦立新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研究所王青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晓峰教授、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光辉教授分别做主题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大乘佛教与日本哲学的构建——从井上圆了到西田几多郎”。王研究员指出，自井上圆了、西田几多郎以来，以大乘佛教来会通东西方哲学已经成为日本近代哲学一个基本的学术范式。“中道”是大乘佛教诸宗的最高真理，意谓脱离空、有或断、常等二边的实相，所以称为“不落两边的正中的道路”。井上圆了认为西洋哲学中无论唯物、唯心、唯理等各个学派都只论述了真理的一部分，尚未达到哲理的中正，而只有大乘佛教尤其是华严、天台两宗的“中道”主张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可以说是统合唯物唯心、兼有主观客观、折中空理常识、统合经验本然、使可知与不可知并存，所以包含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所有理论学说，因此井上圆了把“中道之妙理”构建为“东洋的形而上学=纯正哲学”。而西田几多郎虽然具有 “独创性”“禅宗的哲学化”和“东西融合”的三大标签，但其实不应忽视井上圆了在会通大乘佛教与西方哲学方面开创先河的历史贡献。而且西田哲学关于实在的分化发展的 “一即多”逻辑与其说是禅宗的哲学化，其实更多是源于天台宗 “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教义以及华严宗法界缘起说的影响。“一即多”逻辑在西田哲学中期以后发展为“绝对无的场所”理论，他关于场所的有-无-绝对无的三个层面的逻辑化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影响，但是其实质是华严宗真如与万法相互包含，重重无尽的事事无碍法界的逻辑。以井上圆了、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哲学主要就是从黑格尔关于相对与绝对是同体不二的辩证逻辑与大乘佛教特别是天台宗和华严宗相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了东西方哲学的会通与融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晓峰教授以“吉备真备与盛唐时间文化”为题做了主题报告。刘教授此题目的缘起与西学东渐有很深的关联。刘教授先从严安生老师的留学生研究思考遣唐使的研究方法。刘教授介绍，记载百王传说的《邪马台诗》被认为是吉备真备带回到日本的，从大江匡房的《江谈抄》到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吉备大臣入唐画卷》，古代日本人的传说世界中的吉备大臣，充满了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刘教授的问题意识在于，吉备真备的这种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刘教授提供的理解方案在于盛唐的时间文化，即活跃于圣武天皇朝的遣唐使、遣唐僧与遣唐留学生，他们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年代，大多是中国盛唐时期，主要是开元年间。刘教授还以千秋镜、鹦鹉镜等为例，证明盛唐的开元年间是对时间文化空前关心的时代。吉备真备在中国生活的18年，正经历了中国整个《大衍历》编纂的前后过程。刘教授认为《邪马台诗》讲述的是未来的时间，宝志和尚是预言家。以秘术封日月的双陆盘也是古代时间知识的一部分，而围棋也是以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为基础设计的。刘教授的结论是吉备真备与盛唐时间文化的因缘际会，成就了他的中国之行，也造就了他的日本吉备大臣形象。
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光辉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西学东渐视域下的‘日本哲学’的转向与创造”。吴教授主要从作为“统辖百科之学”“国民道德论”“共通之学”“独创哲学”四个维度探讨日本“哲学”的转向与创造。首先，西周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百学之学，以实证主义为唯一。西周宣扬哲学、批判儒学，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儒学在日本的统治地位”。西周建构“哲学”的目的，或许不在于“哲学”本身，而倾向于针对传统日本的一种潜在的“内部批评”。其次，元田永孚提出儒教主义思想，试图将明治维新或者说西周树立的以哲学来取代儒学态度加以“否定”，回复到“儒学作为教学”，以此来治国育人的根本。西村茂树提出儒学与西方哲学彼此互补的“折衷”思想，提倡以儒教为根本，援引西方哲学以入儒，而这一融合建构的本质，在于以“皇室”为统括的主体，以“皇室”为指导道德教育的责任机构。井上哲次郎则以万世一系的皇统构建国民道德，所谓“哲学”，所谓“国民道德论”，不过是为了权力架构而赋予的一种注释而已。第三，在中江兆民的眼中，日本应该不是没有“哲学”，而是缺乏了将之树立为理论、将之形成体系的基础，即“哲学”。尤为关键的，就是在中江兆民的判断或者思索之中，带有一种更具人类性的、世界性的思维方式。第四，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体验经历了“纯粹经验——绝对意志的立场——场所— —辩证法的普遍者——行为的直观——历史的存在的世界·行为的直观的世界·制作的世界”的不断转折。吴教授认为人生的问题才是《善的研究》的中心和终结，或许探究“知意情的合一”的知识的根本形式，才是《善的研究》之中西田几多郎的真正的出发点。最后，吴教授的结论是日本哲学的侧重点不在于“哲学”而在于“日本”。
第一分科会“东亚文化的古与今”的第一场由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顾春副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淑娥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邢永凤教授，以及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孙雪梅副教授分别做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以“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思潮的变迁”为主题做了学术报告。唐研究员指出，保守主义内涵复杂、界限模糊，很难明确加以定义。报告所讨论的保守主义属于狭义层面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范畴的概念。日本战后保守主义研究的难点在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从没有定式化的普遍理论，保守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也会因时间和场所不同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并且保守主义往往表现为否定性或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其内涵在与对抗对象的碰撞、对话中也会有所改变。然而，这也正是日本战后保守主义研究的意义所在。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既经历了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对抗的过程，也存在着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融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熊淑娥助理研究员以“日本‘战后’概念的内涵、变迁与影响”为题目做了学术报告。熊助理研究员认为，日本对于“战后”概念的认识与实践，既与日本国内社会现实状况密切相关，也与东亚历史紧密联系，更与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不可分割。报告以日本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战后”概念为研究对象，选取主要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借助概念史的方法，分析1945年以后“战后”一词的内涵、外延与影响，为把握战后日本思想演变提供理论依据。报告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作为“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设计的“战后”，如何奠定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基础；第二，作为“政治经济体制”现实实践的“战后”，如何助力战后日本重塑国际秩序观；第三，处于理念设计与现实实践分歧之间的“战后”，如何在自我身份定位与处理邻国关系中陷入困境。简言之，“战后”作为一个概念，其含义在日本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而且，日本人在不同时期对“战后”意识或概念理解的变化，还对日本政治、社会等造成影响。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邢永凤教授报告的题目是“18世纪东亚医学交流——以日朝笔谈为中心”。日朝笔谈中的医学交流，内容相当丰富，更为有趣的是，日朝的医学交流中，除了以往研究中多被关注的中医文化之外，朝鲜医学的集大成《东医宝鉴》、荷兰医学、西洋医学也参与到了18世纪的日朝、乃至东亚世界的医学交流中。邢教授提出，在考察笔谈具体内容的同时，还应关注到另一层面的内容，那就是日朝笔谈时，双方医者的文化心态问题。通过考察日朝两国笔谈文献中的医学交流片段可以发现，中医学的知识与具体的治疗实践，在东亚世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同时也已经隐藏着两国医者对于兰学、西学的不同态度与认知，也似乎在预言着两国在18、19世纪不同的发展态势。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孙雪梅副教授围绕“日本平成时代的战争责任研究”这一主题做了报告。孙教授指出，日本平成时代的战争责任研究，以季刊《战争责任研究》为中心，在慰安妇问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进展：其一，在战后责任论的基础上，开拓了有关战后补偿论的研究；其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势头明显，在传统的史学领域之外，辐射至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其三，研究的范畴亦有所扩展，除了日本对外侵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其关注的视野还投向了二战后及当代世界所发生的战争。然而，随着为日本的战争责任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战争责任研究》停刊，以及战争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老去与凋零，证言等资料有风化的危险。这对日本今后的战争责任研究将会有何影响，需持续关注。
第一分科会的第二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唐永亮研究员主持。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祥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刘峰副教授，以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邢雪艳副教授分别做学术报告。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祥满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思想文化‘去中国化’开始的日本‘脱亚’政略”。郝教授指出，“脱亚”是近代日本一项系统的全方位的社会运动，涉及民族精神思想文化政治外交等多方面。日本的“脱亚”或“入欧”论调，在文化上是通过“去中国化”实现“西化”，“去中国观”突出表现为脱离“儒教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去中国化”是“西化”的一种手段；在外交上则借“脱亚”孤立中国，突出表现为瓦解以清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入欧”亦即借用西方“条约体系”，也是其手段；在情感心态上，对亚洲邻国的疏离和对欧美远方的亲近，并以蔑视亚洲邻国清朝和朝鲜来建立日本的自尊，以“开化”激励自我，其内心复杂五味杂陈。但是，日本外交政治上的“脱亚”是对亚洲的侵略和伤害，是摆脱与亚洲同胞平等的地位，努力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脱亚”的话语落脚点是外交战略抉择，是建构日本为主导的亚洲新秩序。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刘峰副教授以“明治时期日本亚洲主义的概念发展及其性质”为主题做了学术报告。刘教授就明治时期日本的亚洲主义概念的发展和变迁及其背后的性质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刘教授认为，随着明治时期“亚洲”一词从“他称”向“自称”的转变，近代日本对亚洲的归属意识得以初步形成。有了这种归属意识，亚洲主义思想的萌生也就成为了可能。然而，它在萌生之初却缺乏对亚洲的价值认同和主体认识；作为散乱意见的集合体，核心特征也不甚明确。其中虽然存在些许的“健全原型”，但最终汇成主流的，却是一种富含优越感和指导者意识的、带有“日本盟主论”的倾向。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亚洲主义”这一用语及其概念最终于明治中后期尤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走向了定型。此时它所呈现出来的性质，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张性、侵略性的发展形态而已。在随后的时局变动中，它无法避免歧途，反而在理论的架构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并沿着错误的道路渐行渐远。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邢雪艳副教授所作报告的主题是“日本明治时期家族制度的动摇、纠葛与重塑”。日本“家制度”渊源于日本武士家庭以维系“家业”而形成的有关长子继承、家督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等为特征的习俗和道德体系。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运动的展开给日本传统的家制度带来巨大冲击，从而让家制度从观念到现实都出现了动摇。但在明治民法的编纂过程中，围绕家制度的存续与变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并引发历史上著名的民法论争。以穗积八束为首的延期派认为家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是日本固有之美德，以“民法出而忠孝亡”的信念坚决捍卫家族制度。为了将形成于武士社会的家庭秩序提升为近代日本全体国民的道德观念并成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坚实的社会基础，穗积八束和穗积陈重、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开始了对家族制度的重塑。邢教授认为，明治时期家制度的动摇、纠葛与重塑体现出日本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以及日本保守势力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文化认同和自救。
在第一分科会的第三场会议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赵晓靓教授主持。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陶金副教授与硕士生马俊宇，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叶晶晶讲师，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罗诺分别做学术报告。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陶金副教授和硕士生马俊宇以“中日早期海上航路考——兼论渤海国唐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贡献”为题目做了报告。陶教授认为，中日两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渡海达成经贸与文化交流成为必然。对日航线的开辟，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航海成果之一，日本也因此成为了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最东部的延伸点。随后，马俊宇报告了“渤海国”的相关内容。唐代“渤海国”的建立及其积极拓展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将北至俄罗斯，中经朝鲜、韩国，东达日本和中国北部与南部的海岸紧密连结，形成了发达的海上交通网，古代“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形成。报告结合中日航海路线的开辟与发展情况，对隋唐及以前中日两国的海上交通与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重点关注了近年来中日学界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即中日航海交通史和东亚、东北亚经贸文化交流史视域中的“渤海国”的历史贡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必要性及其现代启示。最后，陶教授对古代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代启示进行了总结。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叶晶晶讲师围绕“《茶经》在日传播问题研究”这一主题做了报告。叶老师指出，《茶经》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系统介绍茶的综合性著作，详细记载了有关茶叶生产的历史、产地、采制技术、功效、饮茶技艺等内容，并随着后人作序或作跋、补充内容以及印刷技术的提高，树立起经典的地位，在后世被深入普及。不过，中日之间交往的间歇性导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具有滞后性、片段性，传入日本的《茶经》是已经在中国被奉为经典的《茶经》。到了江户时代，《茶经》迎来了刊行热潮，极大地促进了《茶经》的通俗化和普及化。随着煎茶的传入，在日本茶道界掀起一股返璞归真、回归陆羽煎茶风的潮流，进一步促进了对陆羽及其著作《茶经》在日本的传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罗诺报告的题目是“西王母故事在日本的受容与传播”。西王母故事在流传至日本时经历了一系列的改编与再创作，在日本文学与艺术领域中留下了丰富的印迹。罗诺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文学研究法，收集中国主要西王母神话传说故事以及日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的西王母故事，从日本文学与艺术领域对西王母故事的吸收与再创作着手，通过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等多重角度全面地展现西王母故事在日本的受容与传播，为西王母相关研究增添了一个新视角与新思路。罗诺认为，追溯西王母故事在日本的受容与传播可以探寻中国文化如何被日本接受并改造，从中窥见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丰富东亚文化交流史。
第一分科会的第四场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孙彬副教授主持。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顾春副教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周菲菲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硕士生李彤，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史冰容分别做学术报告。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顾春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日本书目志》的图书分类思想与日本目录学”。顾副教授指出，中国近代目录学自1840年代便开始有所探索。1896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作为清末知识分子引入西学的代表性书目志之一，采用西方图书分类的方法，同时将西方学问与孔子四科并举，并将西学纳入孔学，既体现了近代目录学思想，又包含了自身对传统学问与西学关系的思考和利用。报告从《日本书目志》发表时代的日本近代目录学发展状况及《总目录》的特点，与《日本书目志》进行比较，探讨康有为目录思想中对于日本目录学的吸收，以及自身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认识。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周菲菲研究员以“隐性知识与日本技术传承”为主题做了报告。周研究员首先明确了隐性知识的定义，指出隐性知识在日本传统手工艺、近代技术变革与当代企业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当今的尖端技术乃至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得到推进。通过研究隐性知识与汉文“素读”“守破离”思想的关系及其在近代技术与企业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中的具体传承方式，可发现日本技术传承的思想与强大生命力均来源于东方经验主义，又与儒家教育有密切联系。隐性知识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于，如果能将东方隐性知识传承的方法运用于传统和个人知识技术的共有化、显性化、活性化和共创化，应当能对人类生命的丰富、自然和科技发展间的和谐作出更大贡献。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硕士生李彤的报告主题是“中国俗文学对日本近代学科中‘文学’概念的意义”。李彤指出，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在明治时期译于西欧“literature”一词，然而承袭日本自古融合中国“文学”之古义，其概念在明治时期生成之初，呈现古今东西黏合的特点。大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对“文学”概念的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彤从学科成立史的角度，探讨俗文学在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作用。李彤在报告中分析了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科体系中俗文学课程的诞生和发展，揭示了俗文学在“文学”学科中被重新认识，促成了“文学”概念向近代语义的演化和发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史冰容围绕“近代中日‘知识’概念演绎”这一主题做了报告。史冰容指出，Knowledge与“知识”的对应最早出现在中国，经由传教士首先翻译。而明治时期的辞典中，对于knowledge一词的不同阐释，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近代的日本对该词的接受和演绎。在之后的近100年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对于“知识”这一概念进行了各种阐述，其中，梁漱溟、张君劢的观点显得十分瞩目而有代表性。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敕令的颁布，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眉目初见。史冰容通过分析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的相关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落实在教育层面的“知识”的具体操作、教育敕令的颁布给日本近代思想界带来的影响，以及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所带来的后果等问题。
第一分科会的第五场会议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化北主持。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刘晨副研究员、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瞿亮讲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燕燕讲师，以及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孙源讲师分别做学术报告。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刘晨副研究员以“德川家康的‘神格化’与江户前期的政治文化”为主题做了报告。刘副研究员指出，德川家康死后获朝廷敕封“东照大权现”之神号，次年迁葬至位于上野国（现枥木）的日光山“东照社”，经“正迁宫”仪式实现“神格化”即死后成为神明。然而，家康的“神格化”并非简单的宗教信仰活动，而是事关江户政治局势、社会治理乃至统治意识形态的重要事件，堪称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报告重新梳理了家康“神格化”及其祭祀仪式的形成过程，通过考察其形成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分析其中反映出的政治意图，并探析了该“神格化”事件对江户初期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瞿亮讲师报告的题目是“江户时代朴素历史唯物思想与鬼神、神代思想的纠葛”。瞿老师首先分析了林家与水户藩“不以怪力乱神”的原则及其局限性，然后阐述了新井白石与其周边的鬼神论和神代观，以及贝原益轩的唯物论与鬼神观。瞿老师认为，无论是重要幕臣新井白石，还是以贝原益轩、安藤昌益为代表的重农知识分子，都打破了先儒教条、神代历史和神秘主义的束缚，主张格物穷理和“气本源说”，他们对鬼神、神代传说和虚妄的历史传言都提出了质疑，这在貌似没有变化的“悠长18世纪”掀起了一场朴素历史唯物思想的变革。这种内部的怀疑主义浪潮从旧有的历史经验与知识中萌生出辩证和唯物立场，为而后基于兰学而形成新的史地知识、世界观和历史观打下了基础。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燕燕讲师围绕“历史文化视域下元代来华日僧的北方巡礼”这一主题做了报告。张老师指出，14世纪前半期，以禅宗僧侣为媒介，中日佛教界交流出现一股热潮。其中，雪村友梅和古源邵元是代表人物，他们在北方留下的诗文和碑铭等，成为了解元代北方与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张老师认为，日僧的北方巡礼重新开启了北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社会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加深了日本禅林与北方佛教社会的互动；以汉诗文、书法、禅学为媒介的交流，也促进了异文化的交流交融，加深了中国北方佛教、儒学在对外交流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促进了禅宗文化、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域外的传播。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孙源讲师的报告题目是“‘巡幸’与民众对天皇权威的接受”。孙老师指出，明治天皇即位之初，民众对天皇的态度十分淡漠，而“巡幸”是天皇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是转变民众淡漠态度的重要手段。通过“巡幸”，天皇与豪农豪商、学生、士族及其他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民众在“现人神”信仰中接受了天皇的权威。然而，大规模“巡幸”结束后，“巡幸”的印记和记忆演变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精神动力，成为了政府鼓动民众“忠君爱国”“积极献身”的思想利器，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膨胀准备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第二分科会“日本传统哲学与思想”的第一场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立红教授主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史少博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辽宁大学哲学院金香花教授分别做主题学术报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史少博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伊藤东涯‘古义’视角下的《太极图说》研究”。史教授指出，伊藤东涯承袭其父伊藤仁斋的“古义学派”立场，认为朱熹《太极图说解》偏离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义。朱熹认为，“太极”是本体，“无极”则是对“太极”的修饰。伊藤东涯则认为，《太极图说》的“无极”与“太极”是生化关系， “太极”生于“无极”，“无极”才是本体之理。汉唐古注可证“太极”的本义是元气，周敦颐以无极为理、太极为气，朱熹却以理本论释太极，从而演绎为“太极即理”，并把“太极”与“阴阳”解释为体用关系。伊藤东涯认为，这既与周子本意不合，又背离了传统。此外，史教授讲到，伊藤东涯也认为《太极图说》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义，原始儒学中并不具有宇宙论思想，宇宙论在汉代以后才受到儒者们的重视。至于宋代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本体论，更加不是原始儒学的内容，《周易》原典中也没有理、气、体用等范畴。另外，《周易》经传未见“五行”之说，扶阳、尚动而反对“主静”，讲“仁义”而未及“仁义礼智信”。总体而言，伊藤东涯的研究追求呈现“古义”即典籍的原义。史教授认为，尽管伊藤东涯的著作为“古义学派”所推崇，亦为日本易学界、儒学界所认可，但他的解读也不能完全符合本义。不过，以东涯为代表的“古义学派”认真钻研、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赞扬，其研究成果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以“黄宗羲的经世学与西学”为题做了学术报告。孙教授从心性学到经世学的转换中对黄宗羲经世学的形成、西学对其经世学的影响以及其经世学吸收西学的模式等问题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传入后所展现的新的变化轨迹。孙教授首先指出，黄宗羲是西学东渐中代表性人物，和日本也存在一定的关联，黄宗羲的学问兴起于明朝内忧外患，西学传入中国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时期，他的学问是明末经世学风在清初的延伸和发展。经世学是在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孙教授将理学和心学统称为心性之学，认为其是内圣之学，难以提出回应危机的切实的解决方案。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黄宗羲一方面将心性学导向了经世学，另一方面他又把西学纳入到经世学，从而成为明末清初经世学与西学交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受西方传教士带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影响，他在历法、算学、乐律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进行研究，并主张将这些学科列入“绝学”加以发展，以使其能够得到复兴。他吸收西学的模式是以科学技术为内涵的“西学中源说”即“科学中源说”，这一学说不仅对他发展和复兴“绝学”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而且对于后来中国人积极吸收西方文明和大力发展中华文明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辽宁大学哲学院金香花教授以“现代日本学界对朱熹‘气’的解读”为题做了学术报告。金教授指出，在现代日本学界朱子学的研究中，对于“气”的探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金教授主要通过引述现代日本学界对于朱熹“气”之所指与感应世界、理气合一的思维方式、鬼神论和祭祀感格的问题的讨论以展现日本学界的气论研究。首先，气不是一种纯物质性概念。土田健次郎认为朱熹文本中有三种意义的气，朱熹更加重视世界的作用、运动，而不是世界的构成，因此朱熹的气是包含物质性与功能性未分化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作用的气和运动的气。三浦国雄认为气作为一种有机的能量，其基本作用是感应与消长。其次，大滨皓提出“理气合离论”，将朱熹的理气观看作是“理气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合观之，人和物受气的约束而禀受有异；以离观之，人和物在理的一源性与气的普遍机能上一致。友枝龙太郎认为理和气是不一不二、不离不杂的。山井涌认为朱熹本身的哲学并非是极端的理的哲学，理气关系是“无间断”的。此外，诸多日本朱子学的学者都对朱熹的鬼神论表示关切。友枝龙太郎总结概括了朱子鬼神论的三个阶段，鬼神先后被理解为神秘的理、气的功能，最后根据气的聚散生灭来解释鬼神说，极具理性色彩。祭祀感格则是居敬方法在祭祀中的脱然贯通。朱熹将鬼神看作是气的作用，其解释中仍然有神秘性的留存。在祭祀问题的矛盾方面，岛田虔次认为死是人的气回归到了气之海，祭祀感格的祖先气象实际上是精神的气。友枝龙太郎认为祭祀感格的可能性在于“理的恒常性”，通过斋戒以去掉私欲我执，主体的心自然能通神明。三浦国雄指出朱熹的鬼神论并不是简单的神秘主义，而是“自然的鬼神化”。在报告的最后，金教授指出，中国学界也应当重视气的问题研究。我们不能仅对气的范畴进行概念分析，也应该去理解由气构筑的世界观和气的相感相应。在肯定日本哲学对于朱子“气”问题探讨的同时，也应当注意避免推论太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的报告以“藤原惺窝《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与江户‘四书学’的展开”为题。张副教授指出，他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镰仓、室町时代的禅林与“四书”，第二部分是藤原惺窝与《鳌头评注四书大全》考论，第三部分是江户“四书学”的展开，最后是结论部分。这次报告主要围绕第二部分展开。《四书大全》是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以元倪士毅的《四书辑释》为底本编纂而成的“四书”注解，后成为明代士子科举取士的经典范本。张副教授系统考察了《鳌头评注四书大全》的底本、版本流变及注解状况，并根据题签、牌记、排版顺序、内容以及刊记梳理了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并未推行科举的历史关系中，《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是以明末复社徐汧校订苏州金阊五云居坊刻为底本的《四书大全》，首先在庆安四年刊出了添加训点的版本，之后在万治二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在此基础上辑入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及汉唐宋元明等注解，特别是通过大量引用整个明代的理学注解，形成了一部江户日本的《四书大全》。其中，万治二年版为庆安四年版的修订本，庆安四年版应是严绍璗先生所指《官板四书大全》“徐九一太史订正/四书大全/金阊五云居藏版”类属。早稻田大学藏《鳌头评注》版应该在万治二年和元禄四年之间，而国立公文书库藏版则在元禄四年之后。“鳌头评注”指的是版框上栏添加的注解，在《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中主要分为藤原惺窝的注解、林罗山的注解、余按、按、余谓系列的注解、汉唐古注及宋元明新注。总而言之，《鳌头评注四书大全》不仅仅辑入了藤原惺窝的注解，更重要的是它涵盖了自藤原惺窝到林罗山以及鹈饲石斋三代人的朱子学思想。
第二分科会的第二场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主持。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王晚霞副教授、深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伟副教授，以及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黄越泓博士后分别做学术报告。
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王晚霞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濂溪先生与濂溪学的东亚环流”，王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周敦颐及濂溪学的传播情况，接着从在东亚知名度极高的《爱莲说》谈起，指出在不同境域的作品彼此之间、与《爱莲说》之间往往相似，无意间围绕“莲”形成了一种镜像。日韩两国形成的文学镜像，其共性聚于歌咏莲植物之美，归于莲的道德品质——君子人格，以此为理想人生境界形成一种从中国到韩日的莲文化传播流。不同点有二，作品体裁上，韩国有多篇《爱莲说》注、释、解、批、说、赋等长文，中日罕见。数量上，韩国传播的时间更短，但作品体裁最多，数量仅次于中国。其次，王副教授介绍了韩国和日本诠释进路与价值的差异，指出韩国对濂溪学全面吸纳并发展的程度远超日本。濂溪学在韩国的诠释焦点和进路，是以《太极图》为抓手发展韩国儒学。濂溪学在日本的诠释进路则体现出接受与批判双线并行的面貌。濂溪学在韩日遭遇的最显著差异在于诠释方向、层次上全然不同。以儒林高知、官僚士大夫为主要诠释群体的古朝鲜学界，对以《太极图》为核心的形上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理论深度远为日本所不及。濂溪学在东亚的传播，整体上体现出同源异境与文化环流的特点。东亚濂溪学以中国为同源，传播到韩日异境而产生各国濂溪学，之后再以不同形式流播到他国。在王副教授看来，濂溪学其实是由东亚三国历代诠释史料构成的开放性多元体系。
深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伟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日本近世国学中的道教思想——以平田笃胤为例”。高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平田笃胤，接着分析了平田笃胤以前日本国学对待老子思想的传统：贺茂真渊以“自然”思想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崇尚质朴与自然的上古日本社会；本居宣长以老子“自然”思想为非自然。平田笃胤则以老子思想为基础构建中国古神话体系，以“上皇大一纪”作为中国上古传说的开篇。在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解释中，他着力从神灵创世论角度来演绎道家的宇宙本源，强调和中国哲学传统不同的宇宙本体的神格化。关于“有生于无”之说，认为《列子》《庄子》等书多言“有形者生于无形”，乃是对老子之说的误解。在高副教授看来，平田笃胤此举目的在于为“三皇五帝”寻根，确定其“真身”。他借助道家思想资源来批评儒家之说，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圣人来解构儒学的文化正统性。据此，日本摇身变成“圣王之国”，其主张的神道也变成了“圣王之道”。最后，他引述《天柱五岳余论》《三神山余考》《仙境异闻》以及《胜五郎再生记闻》，考察了平田笃胤的仙境与仙人信仰。其中，平田笃胤依据文献重新界定了五岳及其地理方位，其目的在于使日本居于天地之中央，刷新对于东方世界的一般性解释。此外，对于《山海经》等典籍中以及人们日常言及的一些语词，他也一一将其与上古日本相关联。总而言之，平田笃胤充分利用和改造道教学说，来反制儒家的圣王观念、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观念。另外，平田笃胤后期国学的“道教化”倾向，可以看成是中国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被内化的一个表现，虽然日本难觅道教的物理性遗迹。
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黄越泓博士后的报告以“论天台‘无情有性’思想在中日发展的分途”为题。黄博士首先指出，“无情有性”的思想是中日天台宗共同的思想资源，湛然的“无情有性”思想随着最澄入唐求法而东传至日本，并得到日本天台僧人的重视和发展。从源泉的意义而言，中日天台宗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继承可以谓之“性实同源”。天台教观体系之下，日本天台宗并未从“一心三观”等传统天台教观体系中理解和阐释“无情有性”思想，而是积极主张无情草木的有成佛义。接下来，黄博士介绍了“唐决”与中日“无情有性”思想的交流。“唐决”是关于天台宗教理疑义的一问一答，以“唐决”为代表的历史文献反映了中日天台僧人在“无情有性”问题层面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唐决”日本天台宗关于“草木成佛”的主张却始终没有得到中国天台僧人的肯定回应，这刺激了日本天台宗对“无情有性”理论的独立阐释和发展。最后，由于日本天台宗受到密宗的强大影响，需要通过“无情有性”思想阐发出草木成佛之义，以对抗当时“真言胜天台劣”的论调。黄博士认为，从发展的层面而言，中日天台宗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传承又可谓是“形同异域”。
第二分科会的第三场由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邢永凤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张慧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何鹏举副教授，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陆健欢分别做学术报告。
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张慧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西洋记闻》与新井白石”。张副教授指出，1709年意大利传教士西多契潜入日本后被发现，押往江户。处于幕府政治核心的新井白石通过询问西多契的情况，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当时较为全面的对西方的认识，著有《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等。张副教授主要对《西洋纪闻》进行了讲解。《西洋纪闻》共三卷，上卷为讯问实录，中卷是各国地理信息，下卷是天主教教义及对其的批判。张副教授依据史料介绍了新井白石的语言观，新井白石对于西人是如何掌握日本语言并进行传教产生兴趣，遂对此进行研究。此外，新井白石对于西多契所提到的欧洲各国的军力也给予了关注，着重研究了被殖民地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最后，张副教授讲解了《西洋纪闻》第三卷的部分，新井白石认为天主教中很多内容和佛教相似而没有特别之处，最后提出对天主教要有警惕之心。白石对欧洲的认识通过《西洋纪闻》影响到了当时的学者，并逐渐蔓延到整个国家，对幕府中后期日本的外部认识和由此产生的危机感，以及幕末时期的海防、排外、富国强兵等思想有所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何鹏举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政教不分’的制度诱惑——渡边华山的洋学经世思想”。何副教授认为目前对渡边华山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仍需讨论，一是渡边华山作为一个学习了兰学或者说洋学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画家，他的绘画和他的政治研究有何关联；二是渡边华山最后受到了惩罚，最终自杀，那么他的危险性、颠覆性究竟在哪里。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何副教授从渡边华山的画论中抽离出其思想深处的思维方法，即“求实”“谋变”“尚同”，而巧合的是，这三条在华山的洋学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证，他的画论与洋学完美地形成了“互构”关系。华山对历史的认识，一是他对于“变”的重视，尤其是强弱之变，二是他看到西方国家强弱的原因是竞争。华山将西方国家分为“独立之国”“守盟之国”与“共国”三种，分别代表三种政治制度。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何副教授分析指出，渡边华山崇尚西方国家处理政教关系时“政教不分”的制度模式，或者说“政出于教”，认为借鉴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其举国一致的政治理念。而如何处理天皇制则成为其政教关系模式中蕴含的最大矛盾，这一点也被近代日本的历史所佐证。但其所论政教关系，特别是其中“教主”与“国王”的关系十分敏感，涉及到了江户时代禁里（天皇）与公仪（将军）之间关系的问题。何副教授认为，渡边华山误读了西方政治制度，其经世思想的双重悲剧就在于，一方面不被德川政权所容，另一方面又隐藏着把日本拖向极权主义深渊的可能。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陆健欢的报告以“空海入山诗及其山林修行思想”为题。陆健欢首先指出空海“入山诗”不是一个既成的概念，在他的研究中用于指称收录于空海汉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中的三首主要描写山林修行的汉诗《游山慕仙诗》《入山兴》《山中有何乐》。三首诗总体可见这样一种结构：由悟无常到入山林再到修佛法，叙述视角从俗世到山林到佛教世界，层次逐渐深入，所解决的人生问题逐渐终极化。空海入山诗中存在一种三段结构，即首先否定现世，其次提倡隐入山林，最后归于佛法。这一逻辑暗合了空海评儒道佛三教文章《三教指归》主旨。接着陆健欢讲到，空海入山诗的宗旨仍是在于强调在山林修习佛法的重要性。由于空海知识结构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日本固有神话，在这一基础上，前文所述能化产灵物的仁山智水观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整体来看，空海入山诗中的山林修行思想反映出平安初期多种思想交融的一个侧面。
第二分科会的第四场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龚颖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莹博士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孙传玲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宫显芳，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王蕾分别做学术报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莹博士后报告的题目为“贝原益轩之‘大疑’辨——以理之气化为视角”。刘博士指出，在丸山真男构建的日本“思维方式”的近代化链条中，贝原益轩因率先批判朱子学而占据了“古学先驱”的位置。刘博士认为这一说法忽视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没有结合整个东亚儒学的发展来分析益轩对朱子学提出“大疑”的理论根源；二是过于强调益轩与后来的所谓“古学派”之间的关联，却并未重视益轩作为京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承松永尺五以来促进儒学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的使命。在此基础上，刘博士通过对益轩之所“疑”进行分析，发现益轩以理气为“一物”反对朱子之“二物”，正是明代以降儒学中理之气化现象的呈现，也是理学趋向“主气”方向发展的明证。益轩提出的养生即养气，主张博物与博学的思想也可以在这一趋势中得到理解。身处江户初期的京学派儒者们，其首要任务是促进儒学在日本生根生长，因此与其说益轩是批判朱子学的“古学先驱”，不如说他是京学派“主气”一脉中，以联神抗佛和“训”化儒学为主要手段，致力于使更多日本中下层武士及其庶民能够“习熟”儒学的儒者。刘博士指出，以对益轩思想的考察为切入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京学派在“儒学日本化”和“日本儒学化”的双向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重估江户初期日本朱子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暗示明代理学对于日本儒学的发展起着殊为重要的作用，更为我们描绘儒学“走出去”的图示提供了新的方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孙传玲副教授的报告以“‘乐是人心所固有’：贝原益轩对‘孔颜之乐’的诠释与发挥”为题。孙副教授首先指出“孔颜之乐”或“孔颜乐处”源自于《论语》，最初仅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学范围内的朴素的安贫乐道思想，很长时间并未受到重视。直至宋初周敦颐令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该命题经二程、朱熹、张载等理学家的诠释，逐渐发展成为儒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贝原益轩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朱子学家兼实学家，是日本儒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接受宋明理学对“孔颜之乐”命题的哲学追问与诠释，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发挥，指出“乐是人心之天机”，强调“人心有本然之乐”，认为众人于内可通过“克己复礼”之功自得“本然之乐”，于外可通过天地间自然万物之美资发“本然之乐”，内外合一，从而达到乐的境界。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宫显芳报告的题目是“日本荻生徂徕‘管仲论’研究——以《论语征》为中心”。宫显芳以日本江户古学派的重要人物荻生徂徕为中心，围绕其诠释《论语》的著作——《论语征》，探讨他对管仲的认识。在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视域内，他的“管仲论”并不是简单地评价管仲，而是在批判中国宋儒朱熹和日本江户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管仲论”基础上形成的新论。在他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器小”“仁人”等评价实是富含深意，前者是孔子对管仲报以“惋惜之情”，认为管仲只施政于齐国而未能施政于天下，后者则从事功层面肯定“管仲是仁人”，由此凸显出徂徕重视“政治事功”轻视“道德说教”的“古文辞学”特征。通过对徂徕“管仲论”的解读与分析便会发现，徂徕的观点解构了朱熹、仁斋赋予管仲身上的“道德说教”，直接从“政治事功”层面解读管仲，由此凸显出“先王之道”的核心在于“安民”“安天下”，并特别指出《论语》的关键词“仁”的含义亦不离“安民”，这意味着《论语》的主旨也发成了根本的变化，成为阐述先王“安民之道”的著作，明显折射出徂徕与中国儒者、仁斋的《论语》注解的不同之处。表面上看，徂徕对管仲的新认识与宋儒、仁斋的不同之处只是学术之争，但若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中日儒者在同一儒学框架之内开始出现不小的分歧，日本儒者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重新解读《论语》，打破了汉儒和宋儒的权威注解，将《论语》从中国思想的脉络中脱离出来，使之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推动了《论语》的日本化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王蕾的报告以“荻生徂徕的‘德’论——为什么从圣人之德说起”为题。王蕾指出，徂徕文本中有三个主体：圣人、君子、小人。圣人问题也关乎徂徕的核心思想：制作、礼乐、先王之道、不可学而至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文本分析可知，“人”的内涵包含“圣人”，“圣人”在制作、智、有位上区别于“圣人”之外的“人”，且因“人之性”不同，不同的圣人表现出的“德”也不同。继而，圣人可“德”是在“人”的前提下，遵循着“或得诸性”这一“得”的方向，呈现为一种先天之“德”。至于圣人是否可“得诸学”，王蕾分析认为，“得诸性”在圣人处呈现为两种内涵，一是作为特殊的“人”性中有“智”，是制作的前提；二是作为特殊的“人”，其“性”中应存有“学”的因素，其“学”虽然在表述上与一般意义的“学”不同，表现为“教”、“大学”、“学宫”等，但在核心思想“学”先王之礼乐的行为上，无有差别。这为解答圣人可通过非一般意义上的“学”而得即“得诸学”提供了一种诠释的可能。
第二分科会的第五场由东华大学外语学院陈月娥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贾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茂林博士后，以及日本爱知大学葛诗嫣博士分别做学术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贾晰报告的主题是“伊藤仁斋道论之内涵及其形而上学特征”。贾晰以《语孟字义》为基础，讨论仁斋于朱子道论之重构，分析了仁斋与朱子之道论的三点不同之处。一是道是否有正当性与原则性，二是天道、地道、人道之间关系。仁斋之所以明确区分天道与人道，或许是为了批判宋儒将“道”理解为造化根原，进而批判其以“理气论”言说天道，这也是仁斋与宋儒之道论的第三点不同之处。贾晰指出，形而上学在仁斋这里只是一种表象，其更多的还是一种实学，落实在人伦日用之中而警惕虚无之理。总而言之，仁斋学表面上虽以朱子学之对抗者的形象出现，且其古义学也确实建立在批判宋儒的立场之上，然而其以回归孔孟之学为最终归宿与唯一标的之根底，以及其于道论之诠释中所带有的形而上学特征，皆表明了仁斋与宋儒思想之暗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茂林博士后的报告以“日本儒学的制度化——以宽政改革为中心”为题。王博士以宽政改革为考察中心，重新梳理江户儒学思想是如何在统治权力的支持下，通过促使日本儒学神圣化、经典化以及官营化等多方面的制度设计，逐步由“私学”转变为“公学”，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学。具体而言，王博士主要通过三个向度初步探讨了日本儒学的制度化问题：首先，通过勾勒释奠礼在江户日本的发展轮廓以呈现日本儒学神圣化的一面；其次，通过建构异学之禁、学问吟味、素读吟味三位一体的官学考试格局以展现儒学在日本的经典化过程；最后，通过整理昌平坂学问所的学制规定、人事、财政等权力的运作以体现日本儒学的官营化维度。要言之，即便日本没有建立起如中国、朝鲜一般上下流动性较强的科举制，也并不意味着儒学在日本没有实现制度化；日本儒学的特殊性在于，儒学不是通往日本官僚体系的敲门砖，而是日本官僚体系必备且日益深厚的学养。
日本爱知大学葛诗嫣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以加地伸行的生命论为核心”。葛博士首先就相关文献展开了分析，阐明儒学在日本往往被称为“儒教”的原因，并从“生命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宗教的定位，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生死观，即论述死亡及死后的世界。她指明，东北亚人乐于现世，畏惧死亡，从而产生了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体系，即儒教。儒教的宗教性与在此之上的儒教的道德性，以及两者结合的孝，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儒教作为宗教的内在结构。随着儒教的发展，表面的礼教性与最初的宗教性分离，使儒教成为一种“沉默的宗教”。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下，儒教的伦理体现出其连续性、共生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并使作为伦理宗教的儒教在具体的道德要求、理性转向与教化功用上彰显出“人间性”。葛博士指出，儒教是以道德教化人类的立场，这种教化的贯彻随着教育的推行，也将突破政治范畴，自发地改变个人的道德观念，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定规模的集体记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最终塑造为伦理宗教。
第三分科会“日本近代哲学与思想”的第一场由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光辉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龚颖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建华副教授，以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副教授分别做主题学术报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龚颖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村冈典嗣与日本思想史学”。村冈典嗣被视为“日本思想史学”的奠基者，其所著《本居宣长》的问世，突破了以往日本思想史研究局限于文明批评论或狭义教义史的状况，使“日本思想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登上现代学术舞台，为该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部日本思想史专著。《本居宣长》归纳出“宣长学”在方法论上的特质，自觉运用并确立起日本思想史学的方法论。村冈在《本居宣长》中一方面通过与历史语言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究明了“宣长学”方法论的特质，同时也指出了此方法的局限性，由此，作为现代学科的日本思想史学的方法论得以确立。龚教授还指出，村冈典嗣不止是日本思想史学的奠基者，他还对日本思想史各主要阶段的重要人物与思想课题都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引领了确立伊始的日本思想史学的研究方向。
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建华副教授以“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为题做了学术报告。津田左右吉的三十二卷全集中关于中国思想研究共有九册，此外还有大量论文以及时事评论，他对日本东洋史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副教授总结道，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津田描绘出了一个与日本国民思想完全不同的中国思想特质。津田的中日文化（思想）分歧论，是对当时“东洋文化”论的一种否定。此外，他还认为同时代的中国存在走向近代化的可能，主张与中国开战不是上策，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更加符合日本利益。李副教授认为，先行研究中提到的中华蔑视论无法完全定位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津田的中国观可以放入大正民主主义时期中国观进行考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信与美：柳宗悦民艺思想中的宗教哲学”。近代日本大正时期的思想家、民艺家柳宗悦以其民艺思想及其实践闻名于世，影响力延续至今。他指出“民艺”即为“民众的工艺”，强调“是在质朴之中、用品之中、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创造工艺品。朱副教授以“融入与独行：时代思潮中的人生”为视角简述了柳宗悦的独特思想历程以及与同时代知识群体的关系，从“信之美”与“美之信”两个维度，分别分析其民艺思想的核心特征及其宗教哲学的影响，继而在回顾民艺论的继承与发展之外，结合柳宗悦民艺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对如何从“民艺”之外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民艺这一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
第三分科会的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洪军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伟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吕欣博士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邓钰琛分别做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伟助理研究员以“作为抵抗者的‘市民’——丸山真男的近代主体论”为题做了学术报告。报告一方面呈现丸山真男政治哲学所勾勒的作为抵抗者的“市民”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分析上述抵抗的视角如何扭曲了丸山真男对近代主体论的理解。以前期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中心，魏助理研究员剖析早期丸山真男对近代式“主体”的理解，并通过对其“主体”论的分析，尝试从近代主体建构的角度系统性地整理丸山真男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定义和其对近代日本市民社会的评价及分析。魏助理研究员认为，丸山真男通过对荻生徂徕的学说的分析，从中提炼出一种基于儒学的“主体”论的可能性，并在与西方式的近代主体的对比中对这种儒学“主体”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因此，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荻生徂徕论一方面是西学东渐过程中“主体”论在东亚接受、转化的一个重要展开，同时也提供了对“主体”概念在东亚的接受和转化进行批判和分析的参照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吕欣博士后的报告题目是“‘纯正哲学’与作为方法的‘纯正’——以小柳司气太、井上哲次郎为例”。“纯正哲学”这一说法，是明治哲学界对形而上学的普遍称谓，而将此说明确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的早出代表作，可以在小柳司气太于1894年出版的学位论文《宋学概论》一书中找到踪迹。“纯正哲学”这个词是相对于明治前期的“哲学”而言，之前的“哲学”还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等。而到了井上哲次郎、小柳司气太等明治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处，强调应当研究更为“纯粹”的哲学。吕博士认为，特殊列举上述二者的主要原因是：以井上和小柳为代表，对“纯粹”哲学的强调特别在——紧密联系了明治思想环境下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并展开论述。他们给出的论述，则是受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意志观念论哲学的强烈影响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邓钰琛以“从‘想象力’与‘他者’开始的批判之路——柄谷行人早期作品《风景的发现》中的两条线索”为题做了学术报告。邓钰琛认为，《风景的发现》实际隐藏着柄谷行人思想的两条关键线索，一条是以“他者”为中心的明线，一条是以“想象力”为中心的暗线，这两条线贯穿了柄谷行人思想历程的各个关键，也是理解柄谷行人思想的重要概念。如果以两个文本作为柄谷行人的出发点来看，想象力这条暗线的发源是以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为线索，通过想象力走到康德；而作为明线的“他者”问题则可以看作是以江藤淳《意识与自然——夏目漱石论》为开端介入的。通过这两个关键概念，柄谷行人瞄准的是整个近代化的装置，也就是自《日本文学的起源》到之后的作品所思考的主要方向。因此可以看到，尽管柄谷的作品横跨了几个领域，前期的关注与中后期的关注也不太相同，思想也有所转型，但是，“想象力”与“他者”这两条线索应该说已经早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甚至是《风景的发现》这一章中有所酝酿了。
第三分科会的第三场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教授主持，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朱然讲师、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仲玉花助理研究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博讲师分别做学术主题报告。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朱然讲师报告的主题是“蜷川虎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朱老师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角度对蜷川虎三展开研究，从高速增长期入手观察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现代社会形成的影响。蜷川虎三坚决反对政府统制，在经济思想上接近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在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风靡世界的时代，日本政府同样自上而下地推动资本积累。蜷川虎三批判政府的政策“不是经济活动，是活动经济”，在京都府采用了保护自由经济的政策。蜷川虎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统制经济，不是市民运动，更不是文化批判，而是把问题意识放在生活中，向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行政服务。
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仲玉花助理研究员以“《社会问题研究》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以《共产党宣言》为例”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仲助理研究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离不开日本的“镜像”作用。五四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为蓝本的译介，即是此种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日文文献的更多呈现，在国际视野下从文献学，翻译学等角度梳理、考证这些珍贵文献的汉译与传播，是进一步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文本、版本及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仲助理研究员考证梳理了《共产党宣言》在五四时期以日本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为蓝本的翻译与传播，通过中日文本比较与汉译考证研究，在文本语境中还原了充当译者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风貌，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勾勒了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传播考证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博讲师报告的题目是“启蒙与反抗——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魏老师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东亚，日本是最早接触这一思潮的国家。在由封建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回顾反抗时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魏老师提出，支配前一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二元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蒙时期，关于社会的意识在国家内部觉醒，并在讲座派眼中逐渐演化成封建的绝对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对抗，最后在劳农派眼中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国家的压倒性胜利，而使得二元结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元结构内部的矛盾。在反对天皇国家与帝国主义战争，积极为妇女地位和民众的觉醒呼吁的过程中，日本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启蒙与反抗的作用，并引领了关于国家与社会性质的广泛论战，从而完成了社会对国家的颠倒。
第三分科会的第四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主持。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赵淼讲师、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耿子洁讲师、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金凤副教授，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敏分别做主题报告。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赵淼讲师报告的题目是“东西方哲学溯源比较中的‘基体’问题——以西田哲学‘场所逻辑’对ὑποκείμενον和χωρα的改造为中心”。赵老师指出，“场所逻辑”是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学说的逻辑化开端与核心内容，它的确立伴随着西田对古希腊哲学的回溯、借鉴和改造。“场所逻辑”的构建涉及到对古希腊两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重要概念的引借。西田借用了柏拉图的χωρα概念来确立他的“场所”立场，这又是以引入和改造亚里士多德的ὑποκείμενον（基体）为基础的。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χωρα意指生成物生成和运动的场所，它与“基体”有着相同的所指，具有永恒而真实存在的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赋予它以实在的地位。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ὑποκείμενον的说法则相当模糊，ὑποκείμενον的两层含义，即作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体”与作为逻辑学意义上的“主语”之间，并没有固有的能指、所指的关系，因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基体“建立起可靠的逻辑原理。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和它所形成的“主语逻辑”成为了西田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通过对ὑποκείμενον的改造，西田找到了将他的批判性思想逻辑化的开端。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耿子洁讲师以“从‘粹’（粋いき）到偶然性问题——九鬼周造偶然性哲学的内在化问题探究”为主题做了报告。遇合性问题较之于个体性问题是九鬼周造更关切的根本问题，因为偶然性唯有在一者与他者的二元邂逅中才存立，个体性与二元性的关系问题就是“粹”的结构表现的自他关系问题与偶然性的内在化问题，这也是九鬼周造旨在解决的哲学实践问题。耿老师梳理了《“粹”的本质》到《“粹”的结构》的方法论变迁问题，阐明了《“粹”的结构》的方法论问题可以作为“偶然性的问题”之方法论加以考察，“粹”的相关研究实质上具有“前偶然性哲学”的性质，进而论证了从“粹”的结构到“偶然性问题”的相关研究，一以贯之于九鬼周造哲学的是一种区别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的，自他二元邂逅的实践哲学。耿老师认为，九鬼的哲思探索为处理“主体间性”问题提供了东方视域下的新思路，他努力树立的道德律令亦为解决当下道德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带来的意义虚无与价值混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金凤副教授报告了“儒学与‘粹’的审美意识论考”。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中认为“粹”的内涵结构包含三个本质要素：“媚态”“自尊”“达观”。其中“媚态”以“肉体”性为先导，构成“粹”的实质性内容，是“粹”的质料因。“自尊”是理想主义带来的精神支撑，为“媚态”的二元性提供进一步的紧张与持久力，以保持其可能性始终存在。“达观”是潜藏在自尊根底的自己对他者的变化无能为力时所采取的一种达观的态度。与内涵本质相对的是“粹”的外延概念。九鬼认为“粹”的外延概念有上品、义气、张扬和涩味，分别代表了对自性有价值的和对他性非价值的情趣存在。“粹”的审美意识基本形成于江户中期和末期。江户幕府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重用日本本土以及明末清初因为各种原因东渡到日本的中国儒者，在政治、教育等方面推行儒学的理念，对大名、武士以及庶民进行礼仪等秩序意识的培养。徐副教授认为，“粹”的本质要素中的“自尊”与“达观”也与儒学的理念相契合，她从这一点展开论述，分析“粹”的审美意识与儒学的关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敏做了题为“康德哲学对九鬼周造女性观的影响”的报告。胡敏认为，九鬼周造使用“道德律中的定言命令”这个康德哲学的概念，把男尊女卑观说成是理性的道德律的定言命令。表面上，九鬼道德与康德道德同出一脉，实际上，九鬼道德观与康德道德背道而驰。康德的唯理主义哲学建立在自由意志、自律与自由，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而男尊女卑否认了女性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否认了康德关于理性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理性基础，男尊女卑仅仅根据人在性别差异的生物特征对人做出等级尊卑的区分。九鬼的道德是他律道德，不是康德的自律道德。于是，九鬼周造走上了一条与西方生命和存在哲学以个体内在自由的本质背道而驰的哲学之路，他的生存哲学的本质是融入世俗，在承认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同俗世生存的习俗与规则，这就是九鬼周造的思想核心。
第三分科会的第五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教授主持。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黄春婕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生魏正，以及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董丽仙讲师分别做学术报告。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黄春婕讲师报告了“再论梁启超与中江兆民、卢梭的思想关联”。黄老师提出，不论是法制主义自由观、重视精神意志层面自主自律的思想，或是关于反对将传统学问权威化而盲信、盲从以及强调思想自由的主张，早已萌发于梁启超亡命日本接触到中江兆民译介的卢梭学说之前。这些思想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并结合了梁启超对中国接连败于西方和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的认识。中江兆民和梁启超之所以在哲学层面都强调自由是一种精神、意志、道德层面自主自律的状态，不仅是由于两者都受到孟子“浩然之气”观念、儒家“自省”修养论的影响，还极有可能是由于卢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由此折射出，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东学背景问题，不能仅局限为“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这一层面的讨论，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早在19世纪之前就已流传入欧洲这段历史事实。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生魏正报告的题目是“中江兆民的近代国民观——基于对明治政府教育思想的批判”。魏正认为，在明治时期近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先后探讨了自由主义、德治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等施行方针，其本源乃以实用主义为逻辑，目的在于维护国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进而保障国家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中江兆民认可教育的平等，却重视规范教育和哲学教育。原因在于近代教育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使国民服从于规范，另一方面这种服从需建立在自我的理性思考，知晓自身的自由之所在，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期发展。于目的上，明治政府与中江兆民都以国家发展为首要，区别在于对近代国民的理解不同。中江兆民从国民的理性与自由的层面，探讨国家的独立与稳定。而明治政府专注培养无主体性的臣民，将国家视为一个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的统一体，成为日后日本走上集权主义、军国主义的一大诱因。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董丽仙讲师以“论福泽谕吉的传统守护思想”为题做了报告。董老师提出，福泽谕吉的传统守护思想与注重文化传承的日本社会密不可分。当了解到英国有很多完备的制度都来源于对古典的承袭时，福泽对于守护传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让他在日后宣扬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时能够妥善对待传统文化，对社会上出现的全盘西化风潮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他还适时地提出守护传统的对策，让传统与时俱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新资源。福泽认为儒教复古主义者是盲目信奉古典的人，乃“精神之奴隶”，“不知前进之路，不看全面之利害，只看局部之善恶”。他清醒地认识到儒教复古主义者的问题所在，所以尽管两者都强调坚守传统，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对儒教复古主义者的拒斥也好，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也好，与其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他以是否有助于文明进步这一功利主义为准绳，对东西方文明做出价值判断。当今日本社会能够较好地融汇古今，福泽等人的启蒙思想功不可没。董老师指出，这有助于了解福泽思想的学术张力，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提供有效视角。
闭幕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韩立新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学术带头人王成教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郭连友教授致辞。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学术带头人王成教授首先代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感谢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各位同仁的精彩报告。王教授指出，大家围绕“西学东渐：近代东亚思想转折”这个主题，从日本哲学史和思想史展开讨论，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王教授认为，本次大会是一场学术水平非常高的学术盛会，高洪教授、唐文明教授、李晓东教授、林美茂教授、王青教授、刘晓峰教授和吴光辉教授从不同视角，对百年来西学东渐给中国和日本，乃至东亚整个区域带来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受益匪浅。分科会场的报告题目都非常新颖、非常精彩，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研究的成果也具有创新意识。这次会议恰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冲击时，在清华学堂讲演的主题是“君子”，他借鉴西洋的国民人格教育，重新解释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君子品格，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这也成为清华大学后来的校训，一直到今天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自强不息。这一观点的背后，在今天重新回顾的时候，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梁启超先生的日本经历和欧美经历的体验。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学术上非常值得重新探讨的好问题。王教授最后再次感谢了以林美茂会长为代表的中华日本哲学会与秘书处老师们，以及参与组织学会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勤工作。
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郭连友教授指出，本次会议得以胜利而隆重地召开，首先得益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以韩立新教授为首的刘晓峰教授、王成教授以及团队们的大力支持。其次，郭教授指出，此次会议创造了几个中华日本哲学会历年之最：第一，我们在最美的季节来到了清华园；第二，清华园也是我们国家最美的校园；第三，和历年相比参加人数之最，线上线下共有近三百人参会，这样的阵容、阵势，在以前的中华日本哲学会中从未有过；第四，学者发表论文之最，在部分学者没有提交全文的情况下，本次论文集已达到四百五十多页；第五，本次会议的海报和论文集封面设计是最好的一次，与季节相符，两条吉祥的锦鲤也预示着年年有余；最后是美食，感谢韩教授为会议提供了最美味最丰盛的美食。基调报告的各位专家学者跟随时代的脉搏进行学术研究，像高洪教授和李晓东教授以及在座的很多学者都提到了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国家教育部在前不久特意确立了国别研究，而日本哲学其实是国别研究的一环。郭教授指出，习主席和二十大都提到了文明互鉴，今后日本哲学以及日本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在国内，同时应该与日本、欧洲的学者一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国家真正的需求，不断追求不断探索。
主会场整理：刘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第一分科会整理：史冰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罗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盖丽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第二分科会整理：刘慧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褚红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董芙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第三分科会整理：张舒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菲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闭幕式整理：刘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