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马恩文献中心主任韩立新教授主持，中华德国哲学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浩教授、范大邯教授做学术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王青研究员、贺雷研究员，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中华日本哲学会秘书长李海涛教授以及其他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讲座。此外，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研究生也参加了此次讲座，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讲座开始由韩立新教授致欢迎辞，感谢加藤泰史教授前来清华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介绍了出席此次讲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作为此次讲座的协办单位——中华日本哲学会的会长王青研究员介绍了加藤泰史教授及其研究领域。加藤泰史先生是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日本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德国近代哲学、现代应用伦理学、近现代日本哲学，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推进尊严概念的相关研究课题。目前与德国哲学学者合作，进行“尊严”概念的研究，即将出版关于尊严概念的论文集。
加藤泰史教授的讲座分四个部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源始契约与法治国家；三是，“理性的公共运用”的逻辑；四是，从“联邦国家”到“联合国”：构筑“全球公共性”。
加藤泰史教授首先从哈贝马斯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提出的对“公共性”的一种新型阐释——“理性的公共运用”概括为“公共性的结构转型”这一问题引入，指出哈贝马斯的诠释欠缺了对制度“他者”问题的关注。加藤教授认为在康德的理论里，正是以他者论的设问为基础，构思出了“公共性的结构转型”，因此有必要从上述角度对康德式启蒙进行分析，并重新对其加以评价。加藤教授还指出康德在《论俗语》与《论永久和平》中在对如何评价“国际和平”的问题上出现了逻辑跳跃，对此逻辑跳跃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揭示“全球公共性”的新的可能性，更关乎到重新审视康德式启蒙的现代意义。
随后，加藤教授探讨了康德“源始契约”的问题构造。康德认为，“惟有在源始契约上面，才能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公民的，从而普遍有法权的宪政，并确立一个共同体”，而且这个“源始契约”是“理性的一个纯然的理念，但这个理念却具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加藤教授指出，康德的“源始契约”不仅用来表示“法治”的理念以及“法治国家”，而且也记述了“国家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规范性模型。康德非常重视源于理性的“法治”和制度化，但为了保证法律和制度按照字面规定理性地运转，确保两者具有实效性，康德准备了一套逻辑，即“理性的公共运用” 的逻辑。
紧接着，加藤教授从他者论及制度论的角度对《什么是启蒙》和《学科之争》中“理性的公共运用”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康德的“理性的公共运用”建立在他者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包含了身为“公民社会”一员的态度，更是包含了身为“世界公民社会”一员的态度，在原理上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加藤教授指出，康德式的“法治国家”通过无限容认“理性的公共运用”，才能无愧于“法治国家”之名，从而在实质上发挥功能。
最后，加藤教授通过审视《论永久和平》中康德为何会提出“联合国”这样一个消极替代品来取代具有 “普遍性的联邦国家”性质的“世界共和国”的理念，找出康德这一提案中存在的积极意义。通过分析，加藤教授不仅明确了“理性的公共运用”的逻辑，并且从中发现了全球化视野下康德式启蒙的积极作用，即“全球公共性”的可能。
在评议环节，黄裕生教授对加藤泰史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评论。黄裕生教授指出，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以及法治社会运转的前提，包括我们如何能够走向世界和平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点，也就是康德思想的核心启蒙，因为启蒙就是在一切领域里面公开和公共地使用理性。所谓公开、公共的使用理性就是要摆脱所属的政治国家、所属的政治制度，作为独立思考的个人来使用理性，发表自己的看法。康德所指的“理性的公共运用”就是作为“学者”在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那种运用，加藤教授对“学者”作出的解释是“身为没有地位及身份差异的公民社会的一员”，因为没有这种地位及身份的差异，所以才能作为独立的个人，独立于国家、独立于社会制度，将国家作为“他者”，同时也将自己作为相对于国家的“他者”，进行自由的、客观的批评。接着黄裕生教授认为加藤教授将康德的“学者”一词解释为作为“公民社会”或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普通一员，在逻辑上的解释是通顺的，同时黄教授提出了自己对“学者”一词的理解，即“成熟的理性存在者”，并就此与加藤教授进行了探讨。黄教授还指出，加藤教授演讲的最后部分指出康德以“联合国”这样一个消极替代品来取代具有普遍性的 “联邦国家”，是为了避免“联邦国家”变成强权国家、专制国家。在康德那里世界各国联合走向和平世界的前提是共和制国家，那么为什么各国联合走向“联邦国家”之后各国不能作为地方政府存在，反而会有可能走向专制国家呢？黄教授就此问题与加藤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陈浩教授结合自己对启蒙和理性的“私人运用”和“公共运用”的理解，在对加藤教授关于康德的理性运用及公共性的解读给予评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加藤教授的解读是不是有将康德与哈贝马斯过度联系在一起的倾向。范大邯教授也就加藤教授关于“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诠释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理性的公共运用”是法治国家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范教授还指出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要公众获得自由，而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指“理性的公共运用”。就 “学者”一词的理解，范教授认为加藤教授把“学者”解释为作为“公民社会”或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普通一员，这仍然是一种社会身份，所以在这一点上其更赞同黄教授关于“学者”的理解。
交流互动环节，各位专家学者就讲演内容探讨诸多问题，在场的研究生也积极参与到问题讨论环节，对话精彩而激烈，讲座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讲座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与会者的热情的对话和交流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