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的“近世”是指11～18世纪，即自宋至清极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而认为日本的“近世”则大致相当于江户时期（1603～1868年），并且当时日本乐于学习的朱子学、阳明学也是形成于中国宋明时期的思想学问，中日两国的“近世”在社会发展时期上存在一种“错位”。另外，中日两国之“近世”的内涵及其本质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两国的“近代”各具特色。概言之，在近代以前无论是在社会发展还是思想文化方面，日本都曾长期受到中国的压倒性影响，进入近代日本则开始了相对地摆脱中国的影响走向自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现在我们思考的两国各自特性开始显现的时期。
伊东教授从思想和文化的观点加以考察，并将作为问题背景的中日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特质以及同时代的朝鲜半岛的情况也纳入考察范围，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伊东教授着眼于中国的王朝体制和日本的幕藩体制、封建制与郡县制、中国的儒学或朱子学与日本的武士道或国学、以及两国不同的君臣·忠孝·家·礼的观念及其表现形态，探究了近世时期两国在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上的异同。伊东教授还指出，中国的“近代”不同于西欧和日本，在当代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化和政治存在感的增强，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诸多问题和摩擦，当代日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式“近代”的特质？伊东教授认为日本在从“脱亚”的近代优越意识到直面新的“中国冲击”的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应该超越短期性的固执和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局限，从长远的历史视点和发展脉络上认识世界，这一点也关乎到本国的历史发展。同时，东亚各国也需要从各种角度来共同认识历史发展的问题并进行重新探讨。
在评议环节，廖钦彬副教授针对伊东教授的报告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作了回应，指出三木清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将历史时期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个阶段，并指出要从近世之中选取现代的东西；沟口雄三主张“中国的内部”的“现代化”，从中国的内部找现代化，其结果是从近世到中世再到古代，其中都有现代化的“大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沟口的动机是反逆前代以文献学方法理解中国的传统思维以及“共产、大同世界”在中国的实现。伊东教授不满足于沟口的这种方法，认为关于现代化的探讨应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历史实存状况进行考量，其背景是当代的东亚局势和中国的崛起以及周边国家或地区对此的回应，所以伊东教授从东亚共同体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李甦平研究员指出，沟口是一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学者，其在探讨中国近代的著作中有其自己一贯的方法和特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自身内部特点的发展脉络，中日两国的哲学思维和民族的思维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性质的不同。
王青研究员评价指出，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中国学者潜意识中的中华文化优越意识往往会强调中日文化的同源性，缺乏重视中日文化差异性的比较研究视角，而日本学者则又过度强调此种差异性，突出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伊东教授则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提出超越一国史观的研究方法，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郭连友教授结合伊东教授的结论部分指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存在感增强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做法却可能会成为促使其他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契机。郭教授就弘扬本国文化和威胁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此问题与伊东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讨论环节，参加讲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而热烈的对话，讲座现场的气氛十分活跃。整场讲座持续了3个小时，最终在与会者的热情对话和交流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