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王青研究员介绍了主讲人稻畑耕一郎教授以及出席此次讲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主讲人稻畑耕一郎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学”，并发掘了日本近世儒学家芦东山的珍贵史料文献。曾担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持了大型丛书《儒藏》日本部分、《图说中国文明史》（全十卷）、『中国の文明』（全八卷）的编译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大雅堂访问教授。
芦东山（1696-1776）是日本江户中期的仙台藩儒学者，本姓岩渊，后改姓芦野，名德林，号东山。稻畑教授介绍了芦东山幼年至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指出芦东山幼年时期受桃井素忠、后期受室鸠巢影响较大。芦东山于享保六年（1721）接受室鸠巢撰述刑律之书的嘱托，至《无刑录》成稿时的宝历五年（1755）年，其间历时长达三十余年。《无刑录》的中心主张是尽管刑罚的执行必须严正，但教化必须先行于刑罚，而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无刑”的境界。由于施行刑罚的最高责任者在于君主，为政者必须体现仁道的“钦恤”精神，爱护人民。执行刑罚时应秉持中正公平的原则，绝不可陷于“滥纵”。
稻畑教授指出芦东山《无刑录》大量引述中国自上古至明代关于刑律的古书典籍，并以“案语”的形式提出东山独自的主张。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明代邱濬的《大学衍义补》相对较多，但其引述范围亦广及历代经史子集等各类文献。此外，东山不仅是将各类文献的引用材料根据各卷主题排列，同时还补遗其缺失，对诸说进行批判，提出自己的见解。稻畑教授认为芦东山《无刑录》的价值从结果来看，在于他从儒家经典中发现出近代刑法思想的萌芽。
在评议环节中，王青研究员指出丸山真男认为日本近代化最重要的指征之一就是对于朱子学的批判，日本思想史从内部自发产生了对朱子学体系的批判是日本近代性发端的象征，但是朱子学者芦东山的民本思想、德治主义观点等反而比徂徕学更具有近代性的萌芽，由此成为对丸山观点的反论，从此意义上可以说芦东山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是一直以来芦东山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王青研究员对稻畑教授发掘出芦东山的重要文献资料给以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芦东山研究寄予的期望。解扬研究员指出芦东山《无刑录》共十八卷与《大学衍义补》<慎刑宪>的十八目相对应，并以<慎刑宪>为依据引述中国历代经史子集等各类文献，《无刑录》中<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中的引用主要是《论语》、《孟子》等经类典籍，下卷中的引用则主要是两《唐书》等史类典籍。另外，解扬研究员以复仇为例详细地讨论了芦东山和邱濬在各自著作中对于复仇这一行为的观点，以及芦东山观点的不同之处。刘玉才教授指出，对于芦东山的研究应该放在日本思想史的背景之下才能给以其恰当的定位。如若没有日本思想史的背景，单纯从中国角度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出其对朱子学的理解和发挥较为浅显的结论，因为在芦东山时期朱子学在日本思想界的地位仍不是很稳固，需要把芦东山的思想放在日本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研究，才能发掘出芦东山思想的意义。
顾歆艺教授指出，芦东山的《无刑录》从题目来看其写作目的与题目不是完全吻合，其写作目的和著述内容必定与刑有关，虽然其提倡以德治为主，但同时也是以刑罚为辅，而不是说完全废除了刑罚，题目中“无刑”的背后思想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芦东山关于人性善恶的认识受到了中国儒家人性观念的重要影响。钱婉约教授指出，芦东山以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为线索借鉴、吸收中国古代的刑法思想创作出一部关于刑法的巨著，其价值在于从儒家经典中发现近代刑法思想的萌芽意识，并且《无刑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为《大学衍义补》作为思想史研究的课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龚颖研究员从自己研究领域的林罗山角度指出，林罗山对朱子学进行了诸多阐释和发展，规定了江户时期一直到近代日本朱子学的方向性，而《大学衍义补》出现在林罗山58岁时的读书目录中，该书对整个江户时期日本朱子学者具有重要的影响。贺雷助理研究员指出，芦东山的《无刑录》在明治时期日本引入近代西方法律体系时作为一个日本本土的法律思想资源重新受到关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并且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一事例表明日本明治维新并不像一直所说的完全西化，当时的知识人会努力地在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变革的合理依据。贾红莲研究员指出，稻畑教授的“中国古代学”的宗旨“从研究古代理解现代”说明了每一学问都徘徊于寻求普遍性与寻求认同性之间，回到史料考据也许能更好地说明了这种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本身也证明只有真正回到史料，在对史料的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走出史料、寻求创新，普遍性才能与认同性达到和谐一致。
在讨论环节，参加讲座师生也都积极参与到问题讨论环节，对话精彩而激烈，讲座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整场讲座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与会者的热情对话和交流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