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够在70多岁提笔写这部书，是缘于我的两位学术友人。一位是我的学术同仁洪军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学术诤友周贵华教授。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工作。教研室的老前辈石峻（1916—1999）教授以他高远的学术见识，认为“中国哲学在韩国和日本的传播及发展是将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于是，石公（我们对石峻先生的尊称）对我说：“你是教研室最年轻的，去学习学习日文，把研究重点放到日本哲学方面。”按照石公的教导，我一方面努力学习日文，另一方面把朱谦之先生撰写的《日本哲学史》《日本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等有关书籍复印（当时买不到这些书），认真学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决定给硕士班开设“东方哲学”课程。当时，石公给学生讲授“印度哲学”，我给学生讲授“日本哲学”。经过几年的艰辛磨砺：学习授课、请教，在中哲室方立天教授、张立文教授等前辈老师的教导、帮助下，1992年我的第三部学术著作——《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出版问世。在这部书中我以“忠”“理”“气”“知行”“道”“性”“人”七个中日哲学范畴为“纲”，对中日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并对中日文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今天看起来，这部书虽有隔靴搔痒之弊，但它确实是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比较研究的较早的一部学术著作。
1993年6月至1994年6月，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做了一年的客座研究员。这一年的学习与研究，我不仅对日本政治思想史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认识到了要深入了解日本哲学，就必须对韩国哲学有所了解。于是，1994年回国后，我又在韩国大使馆的韩国文化院举办的韩国语学习班学习韩文。在学习韩文的同时也努力学习、研究韩国哲学，并于2009年出版了关于韩国儒学的《韩国儒学史》。
1995年9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主要侧重于韩国哲学研究。
因韩国哲学之缘，我认识了洪军教授。从人品来说，我认识的洪军教授是一位谦谦君子，在荣誉、评职称方面他总是让人于先；从学品来看，我了解的洪军博士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不仅精通韩文和日文，而且学风严谨，成果丰硕。为此，我很喜欢与他谈论学问。
大约是在2015年，有次我在与洪军教授谈论韩国哲学时，他突然对我说：“李老师，您那本《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我以前读过，现在很难买到了。能否和出版社说说再版一次。”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挺意外。自1992年那本书出版之后，我又出版了十多部著作，那本书印象不很深刻了。但也许是机缘，继洪军教授提出再版《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郭连友教授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给他们中心的博士班、硕士班学生讲授日本哲学，并提出以《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作为基本教材。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教授又提出将《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作为她博士生的学习教材，只是苦于买不到书。
听了他们的言谈后，我从书柜中取出那本《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又认真地看了几遍，心想：如果只想简单地再版，不合适。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在日本攻读日本历史、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的博士相继回国并带回了新的资料和新的学术观点，我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进而将这些资料和观点充实到今后的著作中。而且，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学术界对韩国哲学，尤其是韩国儒学的研究正当方兴未艾之际。所以，我应该写一部关于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儒学研究的专著。大方向已定，但以什么为突破口呢？即这部书的“纲目”是什么？这又成为我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替我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的人，就是周贵华教授。
周贵华教授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在逻辑思维方面比我们这些学文科的人更加严谨、细密。而且，周教授的批判思维较强，我们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时，争论总是多于首肯。但每一次争论后，我总感到颇有启示和收获。记得有一次周贵华教授很诚恳地对我说：“李老师，你研究中韩日儒学三十年了。最后应该写一部书提纲挈领地将中国、韩国、日本儒学的基本特点，从理论高度总结出来。”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于是，我将中国、韩国、日本儒学的基本特征作为本书的主题。
围绕这一主题，我认真思考中韩日三国儒学的基本特点。其中，对我来说最困惑的就是关于中国儒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因为我主要侧重于韩国和日本儒学的研究，对中国儒学研究关注较少，二是因为关于中国儒学研究的观点多、著作丰，很难从中把握其要领。一天，山东大学副教授李海涛博士（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寄给我一本书。打开一看，是陈来教授的大作《新原仁——仁学本体论》。在这部书中，陈来教授从仁学视角出发，重新梳理了中国哲学史，溯源求本，究根明体，构建了一套中国仁学哲学体系。诚如陈来教授自己所言：“本书可谓‘新原仁’之书……在推究其根本，阐明其本体义。”我以为这部《新原仁——仁学本体论》可谓对中国儒学根本特点进行阐述的经典之作。为此，我将“以仁为体”作为中国儒学的本质特征。
关于日本儒学的基本特征，我认为是“实践性”“经验性”“实证”“实行”等，但又总觉得这些提法不够本质，欠深度。又一次要感谢李海涛博士，也可能是冥冥中我们的师生因缘，他寄给我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日本东京大学博士韩东育教授。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化道为术”与日本哲学传统》。其中的“化道为术”四个字似一道闪电在我眼前一亮，灵感立即产生。不过，在对日本儒学详细解读后，感到“化道为术”四个字还不能涵盖整个日本儒学的根本特征。不久，我又读到了吴震教授的力作《东亚儒学问题新探》（2018年出版）。其中，关于对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思想的评价——“道的‘去形上化’”一语，使我再次确认日本儒学“尚形而下”的特性。进而，在反复思考、斟酌后，决定用“化体为用”作为日本儒学的基本特征。
由于我写过《韩国儒学史》这部书，该书绪论中，我将韩国儒学的特性归纳为“重情”“重气”“重实”三大特点。2009年《韩国儒学史》出版后，就这三个特点，有同意者，亦有持有疑问者，但大部分学者对此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在考虑中韩学者的意见后，本书在此基础上稍有调整。“四端七情”之辩贯穿整个韩国儒学史，而且这场论辩范围之广、内容之细、时间之久，在中日儒学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再有，韩国儒学史上出现的“实学”对韩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这在中日儒学史上也未出现过。故我将韩国儒学的本质特点归结为“重情重实”。
我写这部书的缘由除了从哲学理论上探求中国、韩国、日本儒学的基本特征之外，还由于作为一名21世纪新时代的儒学研究者应该努力思索中韩日儒学基本特征的时代价值。这也是中国儒学的传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这是冯友兰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了冯先生在中国抗日战争之时、民族存亡之际，之所以写作《新原人》的心声。
张立文教授之所以撰写《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是出于他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五大危机，而为了化解这五大危机，故创建了他的“和合学”。
牟钟鉴教授作《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是由于他认为“新仁学”与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道德、国民教育、生态文明具有密切关联。
陈来教授创作《新原仁——仁学本体论》，其创作缘由，他在该书“绪言”中作了明晰的阐述。他在转引冯友兰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引文后说：“冯先生的这几句话，写于抗战之中，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七十年前大不同，已经挺胸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但冯先生的话，只要把‘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略改动为‘值元亨之会，当复兴之时’，可以完全表达我们身处‘由元向亨’时代的心情。”
我之所以要考察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儒学各自的特征，一方面是为了探求儒学哲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作为贯穿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儒学对于东亚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以仁为体”的中国儒学、“重情重实”的韩国儒学、“化体为用”的日本儒学以三种相殊的哲学形态凸显了三国儒学各自的基本特征，而具有这三种特征的儒学对中韩日各自社会的发展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仁学”可以视为中国儒学的基因。在这一基因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以仁义、礼信、博爱、智慧著称于世。在历史上，曾书写过灿烂辉煌；在今天，仍然是民族复兴的一种宝贵资源。韩国由于历史上的“士祸”之乱，探求人性之根源——“性情”成为韩国儒学的义务。这种义务渐演为韩民族的一种“义理”精神，即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之际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忠烈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表现出的为挺立民族脊梁的主体精神，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表现出的对真善美追求的仁义精神。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兴起的韩国“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开放对外贸易、促进工商业发展，使韩国社会由前近代迈向近代。日本民族的思维模式重形而下，化“道”为“术”、视“体”为“用”，由此重实践、重实效、重事功成为日本的优势。在这一优势的主导下，日本成为亚洲最早的工业先进发达国家。
虽然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儒学表现出的哲学形态各异，但其基础相同。在东亚儒学史上，中国儒学传入韩国，经韩国又传入日本；当中国儒学演变为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后又反向流向中国，对中国儒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中韩日文化被儒学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中韩日儒学共同体。在未来，愿中韩日三国儒学共同体能够排除干扰、冲破障碍、求同存异，一起向未来。此乃吾心之所系。
以上是我决定写这部书的缘由以及我关于中国、韩国、日本儒学基础特征的精要说明，这一精要说明构成了我的中韩日三国儒学观的基本内容。
中韩日儒学之源流及交涉。第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中国儒学经多种渠道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了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第二，由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与韩国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社风民俗相融合之后，便产生了与中国儒学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儒学，这就是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第三，中国儒学是源，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是流。第四，中国儒学、韩国儒学、日本儒学以其各自耀眼的特色，彰显了东亚三国儒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它们又以其突出的共性而有别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南亚的佛教文化，凸显了东亚三国儒学的社会性和世俗性。作者积多年学术之功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国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以仁为体”；韩国儒学的基本特征是“重情重实”；日本儒学的基本特征是“化体为用”，由此成就中韩日儒学研究的力作。
《中韩日儒学实论》
李甦平 著
2023年3月
本文转载自 公众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