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照片，让我想起了2015年第一次拜访李金山先生，也是在他的家里，也是坐在这个地方。李金山先生虽然现在不在了，但他的治学态度，他对日本哲学的追求，时刻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永远铭记李金山先生！
李金山先生
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创始会员
李金山先生1926年4月生，河北省宁河县人。194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1951年，统一分配至原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宣传员手册》社，任助编。1953年，调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文教处，任干事。1954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编译组，任翻译兼秘书。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现更名为《世界哲学》）编辑部，任编辑兼秘书。1958年，转调《哲学研究》编辑部。1982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并兼任《中国哲学年鉴》编辑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至离休。2017年4月20日，李金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金山先生与中华日本哲学会
学会任职
1981-1984 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理事
1985-1992 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
1985年 学会“论文集”、“译文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 学会刊物《东方哲学研究》编委会编委
2005-2017 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
中华日本哲学会（曾用名“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是1981年4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其过程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支持。1978年，在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时，就有与会代表提出要建立日本哲学学会。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延边大学的倡议下，1980年8月在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召开了我国首次日本近代哲学史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经充分酝酿，成立了日本哲学研究会的筹备小组。经过筹备工作，1981年4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1982年改为“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学会的成立对我国日本哲学、日本哲学史的研究、教学，及了解和认识日本哲学思想的普及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
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过程中，李金山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代表人之一，积极参与了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和学会成立后的学术活动。中华日本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1981-1984）共有理事17名，其中李金山先生名列其中。同时，成立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时共有16名会员，成为创始会员，李金山先生应在其列。1984年，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工作。在投票选举中，李金山先生获得70票（共85张有效选票），以较高票数当选为理事。进而在当年12月进行的学会换届选举会议上，李金山先生成为12名常务理事成员之一，并被推举为第二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后，李金山先生先后担任中华日本哲学会“论文集”、“译文集”和《东方哲学研究》的编辑工作，为学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一直以来，李金山先生非常热心于学会的工作，积极推动和参加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
1981年8月1-2日，赴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参加“日本近现代哲学史座谈会”，做了题为“进一步开展日本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的发言。
1981年9月2-7日，赴河北保定参加“全国首次日本哲学、哲学史学术讨论会”。
1981年12月13日，赴河北大学参加“纪念中江兆民逝世80周年学术报告会”，对中江兆民及其著作做了报告。
1982年10月，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1982年年会暨日本哲学、哲学史学术讨论会。
1984年12月，赴山东济南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1984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1987年8月22-25日，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1987年学术讨论会和学会理事会议。
1988年8月22-28日，参加中华全国日本哲学学会1988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和理事会议。
李金山先生的特别寄语：
——学术研究为本，团结和谐办会
得悉我被聘为中华日本哲学会顾问后，既欣喜又有些激动，恰似当年入会时的心情。
那是1981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哲学研究》派我到吉林省组稿，听吉林大学的人说，去年底刚开过一个人数不多却提出一个既实事求是又有闯劲的建议——创立中华日本哲学会的会议。本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数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况且日本有明治维新成功的历史经验，又有战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对我国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对其加强了解和研究大有必要。我次日便找到东北师大参加会议的贾纯、华国学二位老师，经过长谈，了解了延边大学朱红星老师等提出的不同寻常的设想。回京后经批准在第3期刊物特设“开展东方哲学研究的意义”专栏，发表了乌恩溥、贾纯、华国学和我的一篇笔谈。它也为当时创立“中华全国日本哲学研究会”起了助推作用。我也被学会吸收为会员，这是多么欣慰！
连续几年，学会活动开展蓬勃，会长刘及辰、理事长朱红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学术研究为本，团结会员，适时突破了早期限于研究日本古代哲学史的界限，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日本近现代哲学史，其中包括日本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日本哲学。每年除年会必开以外，还在各地区几所设有日本哲学课的大学召开学术会议，学术论文由最初的一、二十篇，到六、七十篇，一直到出现中外学者合著的论著。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展中日学者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方式。特别是，学会领导无论对国内学者，还是对日本学者，均常常强调学会是在具有深厚的日本哲学研究传统的各单位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当时的主要成员包括：60年代朱谦之教授创设的北京大学东方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弟子（如中山大学的马采教授、中国社科院黄心川教授、谢雨春研究员、山东大学王守华副教授、青岛大学孙方柱副教授）；以吴廷璆教授为所长的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及其同事和研究生（如王家骅）；辽宁大学刘士勤教授、赵乃章副教授等几位老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贾纯、华国学等研究人员和延边大学的金毓勋、李洪淳教授，当然还有刘及辰的弟子卞崇道等三位研究生。此外，山东大学还有李威周教授、河北大学李宪如教授。学会会员由二、三十人发展到五、六十人，每次年会到会人员达百余人，而且在这种学术研究热中，全国有十几个大学开设了日本哲学课，有些大学还开始培养日本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说，从1981年到1992年这十年时间，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黄金十年”。
学会领导对学会的基本情况及它的发展，心里是有数的，常说成绩的获得不是某几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因有学术研究的深厚传统，因学会成员努力所致。由于国内培养的年轻的研究人员和国外学成归来的成员逐渐增多，也给学会增加了新的生气。
尽管学会在其后的发展中走过一些弯路，但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势头，并未因此受到影响。1992年秋，中日学者在山东大学联合召开了“安藤昌益逝世纪念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学者达百余人。另外，在北京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东方哲学室卞崇道等研究员和北京大学魏常海教授、商务印书馆陈应年编审等组成“日本哲学思想文化读书会”，坚持数年，每月一次聚会读书，还出版译作、编著等。其他地区、大学的日本哲学研究也在进行。
我认为我学会前十年走过正常发展的路，后十年历经波折，但这都是历史；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我学会也患有通常多数学会所患的“学会综合症”，需要我们加以总结和克服。愿我们在新的世纪，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宗旨，团结和谐办会。把我会办得更加昌盛，推进日本哲学文化的研究，为中日国民间相互理解，世代友好贡献力量！——源自《中华日本哲学会通讯》第8期
【李金山先生著述选载】
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
李金山
广被声誉、深受中日两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尊重的①冈田武彦教授，是当代日本知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儒学家。他不仅是专攻宋明理学的首屈一指的专家，而且如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说，也是“儒学祭酒”。②同时，他对道家、释家、禅学也有相当深湛的研究，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学贯东西，横跨儒道释禅几个领域的哲学大师。
冈田武彦博士多年来在中学任教，自1951年到1973年一直在国立九州大学从事西方哲学、东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3年退职后又应聘在私立活水女子大学任教，1985年退休。他虽然年事已高，然而仍是近年学术界一位勇猛精进之士。他一生辛勤劳作，学问深邃，学风严谨，勤于探索，不断地有所拓展，著作等身。他的不少学术观点犀利，见解独到，已引起世界上不少学者的重视。在我国对冈田博士的学术和道德的介绍还不多见。我不揣冒昧，根据近年来自己在研读冈田先生的著述(包括他的自述传记材料)、我本人与他交往的亲自体会，以及散见于国内外书刊上的材料，写成这一篇有关他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思想观点的文章，以飨读者。
一、坎坷的青少年学习生活
冈田武彦，1908年(明治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姬路市郊一个渔村，距海边只有咫尺之遥。他的祖先几代以来一直以儒医为业，即一方面教授儒学，一方面行汉医为人医病的职业。到父亲那一辈虽然仍任村中小学教师，还教本村青年读《论语》(没有工资的义务教学)，被称为“白滨圣人”（因他曾跟隐居于白滨的“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学习儒学)，但已经抛弃了医生的职业。由于父亲好酒，所以家中不仅素无积蓄，连日常生活都过得十分清苦。母亲是一位勤劳能千的乡村妇女，持家教子均很严格。武彦的长兄每当在外面被邻人孩子打败哭着回家时，必遭母亲的严词训斥。因为家境贫寒，武彦在上小学三年级时还曾经到火柴厂做过童工。诚如后来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所说的，他自小是一个体弱文静的孩子，虽经历过生活的艰难，但又多愁善感，那时，他对春去秋来的四季大自然时序的变化，十分敏感。在旧历7月15日中元节时，看着在河面上漂浮的荷花灯顺流而下，不知流向何方，何时到达彼岸，不禁发出伤感之情。
小学毕业后，他去考姬路市中学未中，直到第二年再考才考取。这时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武彦，已长成一个性格内向，沉静的少年。他曾受到他的中学校长(一位东京帝国大学东方系毕业生，曾做过禅僧)的影响。有一次，武彦向这位老师请教什么是坐禅，这位老师不仅耐心地向这位好学深思的学生讲解，什么是坐禅，如何调息，还热心地给他讲宋朝儒学家周镰溪(敦颐)的哲学思想，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冈田武彦后来对别人说，“这是他受到的关于宋明理学的第一次启蒙教育”。③
中学时代的武彦，不仅对知识十分渴求，而且已认识到获得求学机会的不易，故读书十分用心，对时间抓得很紧。据他自己回忆说，在高中时，每天下午放学后，他常常留在校内图书馆博览群书，直到晚9时闭馆才离校，骑着自行车回到10公里以外的家中。在这一段苦读中，他坚持不懈地几乎把图书馆内所有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有关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人的哲学著作都读遍了，虽然那时并不是都完全理解。这一段苦读使他大大地增长了哲学知识，为他以后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使他养成了自学的良好习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没有好转，中学毕业后家中无力继续供他读高等学校(按当时日本学制，小学五年，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二年，然后是大学四年或五年)。他这时本已作好准备去考职业学校，可是，在大阪一家公司工作的长兄听说后，跑回来表示，念手足之情，愿意资助他继续升学，这样，他才得以考人高等学校。不料，在读二年级时，长兄由于患肺病不幸逝世。这对武彦说来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他回忆时说，他那时“望着哥哥呼吸逐渐微弱而合上了双眼，顿感人生之无常”。④
当他勉强读完高等学校，不少同学又在纷纷忙着升大学时，冈田武彦又面临辍学的前景，加上他次兄反对他继续升学，主张他应当早日担起赡养母亲、维持家计的责任。这时，他长兄生前工作过的公司科长渡边斌衡先生，毅然表示愿意慷慨解囊，资助这位品学兼优、颇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继续深造。他这才又渡过这一人生的重要一关，升人九州帝国大学。冈田后来始终对渡边先生怀着十分感激和怀念的心情。1956年，任日本NEC公司社长的渡边先生逝世。若干年后，冈田先生每当忆起这件往事，总是不胜感慨之至。
二、大学生活和楠本正继老师
1926年(昭和元年)，冈田武彦考入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国文科，由于他中学苦读，文史知识较广博，故对学校发的一年级国文讲义没有多大兴趣。他另外定出一套自学计划，把精力主要放在自己基础较薄弱的文学名著的研读上。如他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把日本著名诗人正冈子规的徘句和平安朝的物语故事研习完毕，这无疑对提高他的诗歌和文学修养有不少帮助。一直到这一学年的下半年，他才遇到了无论对他从事宋明理学研究，还是对他一生将要走的人生道路说来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楠本正继先生。楠本正继(1869-1963年)，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1926年从德国研究康德等德国哲学归来，在这以前还曾经到美国学习过西方哲学。到九州大学后任副教授，时年已届57岁了。他的祖父楠本端山(1832-1916年)和叔祖父楠本硕水(1832-1916)年，都是日本近代著名儒学家，并称慕府末年的“儒学双杰”。楠本端山著有《学习录》、《杞忧臆志》、《读书穷理论》等名著，楠本硕水也有传世著作。楠木正继当时在九州大学开有古代思想史、东方哲学史、易经、易传、庄子、孟子义疏等课程。冈田武彦对楠本先生讲授的《庄子》等课十分倾倒，悉心学习。老师告诉他:“要治中国思想，可从四书入手”这时的冈田学术研究的热情甚高，他组织同学成立一个“东方史中国文学哲学研究会”。在回忆这一段学习生活时，冈田说，那时主要是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康德的方法来批判中国哲学思想，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种方法不对，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说，他是从楠本正继老师那里受到的启发。他写道:“楠本先生是用西方哲学来探讨学问体系，以家学(即中国儒学在日本演化的体认方法——引者注)来摄取精神。结果，他成为明治以后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思想家，蕴有体认(而且是深潜缜密的体认)的家学，是暗暗地在楠本先生的书中表现着的。在日本看出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1931年，冈田武彦同在九州大学农学部工作的一位姑娘结婚。1934年，楠本正继得到外务省一笔资助，去正处于何梅协定签字(1935年签字)前的中国北平、天津进行短期学术考察，同时他要求冈田作为助手同行。对冈田说来，这一次短期到中国的考察，却是一次不寻常的印象深刻的经历。直到今年，他犹期望在秋天参加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于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国际讨论会(他是这个会议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时，能顺道再到“53年来未到过的北京访问”。
冈田先生在回忆他第一次来中国时说，从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和在两个城市所看到的，充满着一派紧张的气氛，而且他亲眼所见，一个中国人背着行李上火车，当场被日本人踢打下车的景象。他对这一件事感到十分愤慨。他说，“难道我们在日本每天读到报纸上所说的把中国建设成皇道乐土，就是这个样子吗？”
他从塘沽一上岸，看到中国国土如此辽阔，就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十分有兴趣。他由衷地景仰这一历史悠久的古国。他想，在这样的国度曾产生过老庄思想、儒家思想和如许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这诚然是不足为奇的。在北平，他游览故宫，登上景山，参观崇祯皇帝死难纪念之处，当看到故宫城墙下的来往的人群时，不禁背诵起陈子昂的诗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出思古之幽情。
冈田还陪着老师几乎走遍北平的所有古董店，购买了一些青白磁器。楠本告诉他说:“由磁器可见时代精神。”在老师这样的诱导之下，他日后格外注意提高自己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水平。在写作《宋明哲学的本质》一书时，他专辟一章论述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磁器，其中包括唐三彩、青白磁、绘画等文物与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联系和各种关系。这虽然得益于楠本正继的传承，但同时也正好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写作特点和学术风格。他认为，研究中国儒道释等各种哲学传统，不仅要从观点和理论资料人手，也要特别注重实物。它们也是理论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⑤
1935年，冈田在九州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是:《朱子的本体论》。不过，如前所述，他至今认为这是受欧美哲学的影响，以西方哲学观点看朱子，因而他在以后出版的集子中没有收入这一类文章。
由于留校作助教没有薪金(九州大学的规定如此)，他为了有补家计，赡养母亲，不得不到较远的富山神通中学去任教。不料，到那里后不适应当地气候，自己得了肠胃病，妻子也患了肺病。过了四年，调到宫崎县延冈中学任教，又过了两年才调回福冈修犹馆任教。这时才又回到楠本先生身边。他在大学时曾读过《朱子语类》，这时又读了《朱子年谱》。鉴于他这时身体很弱，楠本先生劝他好好读老庄，同时不要用功过度，要往意从中汲取养生之道。他还向精通汉医的楠本老师学了医术，掌握看病处方的本领，他完全意外地又恢复了对他说来失传的儒医的家学。
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冈田也接到入伍的通知，只是因为身体弱，体格检查未获通过才未入伍。当时他的生活仍极拮据，所有薪水都为久病的妻子和自己买药用了。他回忆说，在这一段困难的日子里，在精神上支持他的只有陆王哲学，他写了多篇文章，还有用汉文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而且就是在这困难重重的日子里，与他笃爱的妻子终因久病不愈而去世，给他留下一子一女。
但是，在他于修犹馆教书这一时期，他潜心地写了一篇较为满意的文章《技与心》(后发表于1953年的《九州大学学报》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庖丁解牛、佝偻者取蝉、舟人操舟、列御寇射等神技与心、心术、心法、理论、学说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东方之学和西方之学的异同。这是一个以往很少为人所研究的、富有开创性的论题。
三、开创儒学研究的新路
1948年时，冈田40岁，他受聘到东京大学任教，这时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上，并在楠本先生的影响下，从西方哲学研究方面逐渐转到东方哲学的研究上。有一次，他曾写信给我说:“我在青年时代被西方哲学折磨着，但是遇到楠本先生后才开始了我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这也许是由于我父亲在乡村是被称为‘圣人’的儒学家所使然，可是，这也是由于先生的人品和美德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心。当时我对以整个身心来师事的这位学德兼备的学者是十分憧憬的，我一次次地与先生重逢，感到是人生的莫大的幸福”。
如上所述，楠本先生用西方哲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理论体系，从中摄取精神，这不仅打破了当时以分析的方法，即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风气，而且在日本开创了以东方精神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他写的《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一书，由于有着上述的意义，后来连续获得朝日文化奖和西日本文化奖。冈田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开创的新路，也就是在楠本先生的这一著作影响下开始的。
冈田在深入研究明末儒学东林(不是政党名，而是学派名)儒学家高忠宪那里发现，这位朱子学者主张，应以体验进行内省来实践儒学。冈田认为，他由此找到了继承宋明理学正统方法的中国明代的代表人物。因此，他认为这也是东方的传统方法。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这个事实，即冈田在四十七八岁(时当1955年左右)时，在阅读楠本先生赠给他的楠本端山的遗书时获得了“自觉地具有了道统观念”。这里提到的道统观念，启发他认识到，楠本端山虽然是日本大儒学家山崎闇斋的弟子，但是崎门学派是中国宋学经朝鲜的李退溪又传到日本的日本化了的优秀的宋学。因此，楠本端山受朱、王以及明末朱子学的体验之学的影响颇大是并不奇怪的。他为了阐明这一观念，曾本着“透过历史而超越历史，将理论融合落实于现实之中”的方法，写出了《楠本端山》一书，着重地阐述了这一道统。他日夜辛勤写作，可是书稿写成后，却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出版。当时，他连衣服都是从当铺买的死当。但他不惜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进当铺，然后才自费出版了这本书。冈田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的确是惊人的。
1960年，冈田以《明末之儒学》一书得文学博士学位。
1962年，楠本正继为了准备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曾安排了研究宋明理学的项目。冈田参加其中之一的《朝鲜写本朱子语类与刻本及明版异同订正》研究工作。他在暑假中带领他的两名学生佐藤仁(现广岛大学教授)、福田殖(现九州大学教授)紧张工作，因劳累过度而吐血住院。楠本先生赶到医院看他，流着泪说，是因为他才使冈田病倒的。但是后来基金会并未出资，他们自己更无力出版，只得作罢。不意这时楠本先生患了胃癌，他当时还对冈田说:“我死后你来灵前诵《论语》以送我”，不料转过年戏言成真。1963年楠本先生逝世，冈田十分悲痛，按先生的遗志，诵了《论语》，后影印出版了《近代汉藉丛书》，并开始编纂《日本阳明学大系》、《日本朱子学大系》等各有十数卷的巨著，开创了东方出版这两位思想家如此众多的研究资料的新篇章。
在此期间，冈田的儒学研究又有了进展。他从陆王又转向明末诸子研究，再到刘宗周(号念台)的新阳明学的研究，他进一步认为:“体认之学，而且是深潜缜密的体认，是宋明之学对于西方哲学的真髓。”他认为，通过他的研究已看到完成人格实践的宋明儒学的真实面貌。他说，在东方哲学中，这种由体认到实践的精神，是既能与西方哲学相抗衡又能与之相融合的原动力。在实践他的主张中，他认为静坐(近几年又进而主张“枯坐”，人我两忘的“兀坐”)是一个重要的办法。这是在世界各国儒家研究中仅见的儒家实践功夫。在我国历史上诚然也有过这种主张，但在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家”梁漱溟以后，这一反省功夫已绝迹多年了。这位日本哲学家还把静坐归结为是中国儒学之道的“简古”二字。他在《中国哲学的课题和简古精神》一文中说，“何谓简古？这就是简易平淡的功夫，求其单纯；表达的愈单纯，其内在的精神就愈高尚。”他举例说，“要去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去从内面去理解，即是以体验为主去理解这个思想家的功夫。这与西方哲学那种仅从外面的，如从理论性、实证性去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前者主张实践体验，西方主张理论性(思辩性)、主知性，东方比西方是远为优胜的”⑥冈田还详细地阐发了他的关于简古的理论。最后，他认为，“以简古精神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哲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又是有世界性价值的特色。”⑦他认为，以这种精神为主体的哲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排除一切主知的功夫，专心修养实践，另一种是把主知和实践结合起来。今日前者不能实行，后者则要把知和实践合成一体，即把东方的与西方的合起来，才是人们所欢迎的。这就是以行为根本，随时发扬知，这种以主静为根本的看法，最后仍然是主张主静。“主静之根本何在？在于静坐。静坐才是真正的简古功夫，真希望人们随时静坐，随时致知矣。”（刘屏山给朱子的“木诲”)⑧
总的说来，冈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即中国儒学)“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但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⑨那么他心目中的优秀的思想家、哲学家应具有什么特征呢？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所谓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指的是那些根据哲学史、思想史，创造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哲学、思想的学者。他们应当具有经常优虑时势、拯救时势之流弊的热情。至少过去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如此的。在今天，一谈到哲学，仅注意哲学史，而且是专门的实证的方面，对于西方思想史说来，东方思想的特点是什么，挽救什么是对现代世界思想有用的，什么是西方没有的、应加以注意的，对现代东方思想研究却是太少了。”这是因为，“东方的学问是从自我修养出发的，现在虽然也论及这一点，也这样去实践，然而从这一点出发去从事新的哲学、思想创造的现代人，却把救治现代社会弊病的事置于脑后了。”
另一方面，冈田认为，“西方哲学时至今日不但渐趋终点，甚至连西方哲学本身也处于衰落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哲学已开始瞩目于东方哲学，甚至出现了积极汲取东方哲学的潮流。”⑩
冈田近年仍积极参与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参加各种国际哲学会议。如1956年应当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著名汉学家德巴瑞博士(Wm.T.de Bary)之约到该校讲学，并参加“明代思想研究会”。他在会上发表的以存在主义思想来分析王艮(泰州学派代表)的学说的论文，在德巴瑞教授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发表之后，曾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例如，斯坦福大学尼文逊(David Nivison)教授在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时于《东西方哲学学报》上发表一文，就是针对冈田先生这篇文章而发的。此外，冈田武彦还参加过1972年、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新儒学讨论会”、参加过在1977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的“清初思想学术讨论会”，参加过1983年于汉城召开的国际退溪学术会议，并担任该会学术评奖委员，等等，不及备说。
特别要提出的是，冈田先生始终对中国人民、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怀有笃厚的友好情谊。这一点也是与他为人正直，在学术研究中一贯坚持求实精神分不开的。他从事理学研究，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从基本材料出发，从学术资料和真实的观点出发，这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现。我们知道，在朱子学研究中，在战前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些学者往往受日本当局反动的政治倾向影响，为国家主义所利用。但冈田先生毫不为之所动，他经受过生活困苦的磨炼，坐得住冷板凳，甘心苦读素日不为人所重视的象《朱子语类》这样研究朱子所必需的基本材料，潜心研究。他这种学风，对战后兴起的科学地研究朱子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才不断的有所深入和扩展。如他后来对宋熹、胡宏(五峰)等道学系统作出了新的探讨，写出象《朱熹的教学思想》、《胡五峰论》等论文(载《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也都是明证。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他近年写出的《坐禅与静坐》一书。他在这本书中不仅界说了什么是禅，它的历史发展，而且分别论述了儒学的禅、道学和佛学的禅的异同之处，他在书中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一著作受到一些国家的儒学研究者的重视。1983年，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K.L.泰勒教授读了该书，亲自到日本，向冈田进行访问和对话，整理他的传记，并一直到去年为止，都在翻译他的《坐禅和静坐》。泰勒说，到1987年秋该书将出版，它附有与冈田对话的记录以及冈田的传略，全名是《The ConfucianWay of Contemplotion，Okada Takehino and The Tradition ofQuiet-Sitting》。全书预计有350页，泰勒在说明他译这本书的原因时说:“在美国一直就流行着坐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流行着坐禅，可是论述静坐却是最近始于本书。”⑪他“与冈田先生的会见和对话，促使了解到儒家的观点，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学术上的观点，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观点。”⑫恐怕这也是如冈田在前边所说的西方哲学在寻找东方哲学的另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看着美国哲学家成中英先生的主张，可能也有助于了解冈田先生的观点。成先生说。他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生命力，因为它的内在源泉在于人类社会的内部，这就是“道”，而西方哲学却同样存在着危机，如分析哲学家说他们对用同样的习惯语和例证去研究同样的哲学问题已感到厌倦，他们需要反映人类经常经历着变化和演变的新的例证。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需要其他传统，包括中国传统哲学的经验和知慧。⑬
顺便说一下，我国除已将冈田的《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一文译出并发表在《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一书(同时《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转载)外，目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钱明两位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正在翻译冈田先生在退休后几年中写出的大著《王阳明和明末的儒学》一书。此外，台湾的几位学者也已译出冈田先生的几篇论文。如冈田先生的《中国哲学的课题与简古精神》、《新儒学与日本》以及《宋明的实学及其源流》等文。
冈田武彦教授，虽然是国际著名的学者，但他平易近人，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有此感。几年来，我与他交往之中也深有此体会。当我有疑难点，写信去以后，他总是谆谆指教，对于促进中日学术交流的事热心支持，而且语言恳切。
最近，我从另一材料得知，冈田先生目前正在组织多名日本哲学家，计划撰写一部50册的介绍德川时期儒学家的丛书。对此，我们是表示欢迎的，希望早日能读到这一大作。我们祝愿他身体健康，在学术领域内继续勇猛精进，续有新的拓展。
冈田先生的主要论著有:1.《王阳明和明末儒学》，明德出版社，1971年；2.《王阳明文集》；3.《东洋之道》；4.《楠本端山》；5.《刘念台文集》；6.《坐禅与静坐》；7.《江户时期的儒学》(合著)，木耳社，1983年；8.《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木耳社，1984年；9.《宋明理学的本质》，木耳社，1985年。由他主编的著作有:1.《日本阳明学大系》共13册；2.《日本朱子学大系》，共15册；3.《近代汉藉丛刊》；4.《日本的思想家》(丛书)；5.《楠本端山•硕水全集》；6.《池田草庵先生著作集》。
注释：
①参见《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一书的序。
②杜维明：《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1977年8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
③王孝廉：《一个儒学家的人生经历》，第4页。
④王孝廉：《一个儒学家的人生经历》，第4页。
⑤参见《宋明哲学的本质》，第二章《陶磁器精神》，第9-22页。
⑥⑦⑧《中国哲学的课题和简古精神》，载《中国思想中的理想和现实》，第162-189页。
⑨参见《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⑩参见《中国哲学的课题及其意义》，《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⑪⑫泰勒在1986年6月24日给冈田武彦先生的信。
⑬成中英：《中国哲学在美国，1965-1985年：回顾与展望》，在1985年7月15日于斯托尼布鲁克召开的“中国哲学第四次国际大会”上的讲话，载美国《中国哲学杂志》1986年第13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