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进入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进行翻译圣经、编纂中英词典等的活动，此时我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已经开始近代化。另一方面，东亚的近代化不是日本、中国、韩国或者越南单独完成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完成的。由此，刘建辉教授在时间上设定为东亚近代200年，在空间上设定为中日韩越四国一体的近代化进程，以广东十三行、上海墨海书馆、长崎唐人街三个近代知识传播、互动和发展的场所为案例，考察了西方与中国和日本经济、文化的往来交涉情况，探讨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因素。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近代化信息的来源是江户时代的兰学以及之后的洋学，日本一开始就直接从西方接受到了近代的知识。但实际上，从中国广州十三行到上海墨海书馆再到日本长崎这条线路上传入日本的近代化信息远远多于日本从兰学中获得的信息。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资源——其中许多资源由西方传播到中国，再辗转传入日本。刘教授认为，东亚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不是在各国独立开展，而是在文化交涉的过程中由中日韩越四国共同完成的。在材料使用方面，刘教授突破了传统文字史、制度史的窠臼，采用了大量民间一手材料，包括绘画、照片、报纸、杂志、以及众多流散民间的文献资料，考察了东亚诸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概念、语言、文学、艺术、美的意识等互相交织、影响的情况。在研究思路方面，刘教授认为，要理解这一段历史，应当有更长时段更大空间的历史观，把明治维新等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把中日各国的情况放到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中进行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够还原一个更为饱满和立体的东亚近代史。
在评议环节，王青研究员指出，刘教授的研究通过东亚近代200年的时间划分，和对三个近代知识传播基地的详细考察，还原了中国因素对于日本接受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将一个封闭的日本史研究放到亚洲史乃至世界史这样一个更大的视野下进行，更有助于准确还原历史的原貌。刘岳兵教授指出，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如果只是单独抽出一个历史事件分析，并不能很好的认识真实的历史，刘教授这样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更大的空间来考察明治维新的研究方法，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龚颖研究员分享了潘飞声和井上哲次郎的交往轶事，强调关注这种制度史之外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交流更能够展现出真实的历史，更有助于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贺雷助理研究员指出，刘教授的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例，除了搜集丰富资料、呈现大量知识之外，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段隐蔽的历史，并从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揭示了东亚近代化过程中中日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涉过程。王齐研究员指出，刘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关注图片资料、流散在民间的文献资料，以物观史，更反映出了历史的本源，实现了对文字史、制度史的突破。
在交流互动环节，北京语言大学周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钱昕怡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刁榴副教授等与会的各位老师也都对刘建辉教授的报告作了精彩评议，并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周阅教授强调，西学东渐中“西”并不是纯粹的，西学中包含着东方的因素，“东渐”也不是单向的输入，而是东西文化相互交涉的。钱昕怡副教授指出，90年代以后思想史界的研究方法发生转变，超越民族的、国家的历史观，从地域史、全球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刘教授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地域史的角度重新认识近代历史的新的研究范式。刁榴副教授指出，在东亚的近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中日两国处在相同的立场，两国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既要关注这种相似的立场，从地域的角度将中日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同时也不能忽视两者的差异性。在场的学生们也都积极参与到问题讨论环节，对话精彩而激烈，研究方法讲座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整场讲座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与会者的热情对话和交流中圆满结束。
